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象征，他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士大夫形象和人格气质的最终完成。自此以后，士大夫或者重复着苏轼及苏轼以前的士大夫们的痛苦与欣悦，或成为这种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反思者。他的精神触角所探测到的时代文化困境时人鲜有所及，他用以化解时代带给一个文化巨人的精神剧痛的策略也大大地超越了同时代人。
　　6月21日上午，由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东坡大家讲”名家讲座将继续开讲，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将以“苏轼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为主题，讲述苏轼如何应对文化困境、苏轼文化性格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等。封面新闻将对讲座进行全程直播。
　　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三苏”加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苏轼曾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但在北宋最强盛的仁宗，以及此后的神宗、哲宗时期，宋朝实施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政效率低下和财政危机问题。
　　从仁宗朝开始，北宋士大夫面对时代文化困境，开始了各自的应对。苏东坡的老师，仁宗朝重臣欧阳修思想性格以庆历五年（1045年）贬谪滁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前期踔厉风发，一往无前；后期畏讥忧谗，瞻前顾后。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一个代表，欧阳修精神面貌的变化，有着典范的意义，后来王安石、苏轼都是欧阳修的翻版和深化。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此后苏轼的思想由早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气风发状态，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会贯通的圆融通脱境界，这为他抵御人生灾难、化解精神危机提供了有效帮助。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莫林虎认为，这种圆融通脱境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士大夫应对文化困境的最佳心境，它意味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最终完成。“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就已经有此后圆融通脱境界的萌芽了，比如苏轼曾于嘉祐六年（1061年）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那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就表明苏轼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
　　今天我们常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苏轼文化性格中，亦体现出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莫林虎教授认为，苏轼文化性格中文化自信的魅力在于，他无论到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人生的美好之处，享受人生的快意与舒畅。比如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自海南岛返回时，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就这样在诗中徐徐展开。除了是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还是书法家和美食家，其旷达率意的书法风格和烹饪美食中展现出的创造人生的美好，都是其文化性格中文化自信的体现。
　　苏轼在面临人生逆境之时修炼出来的文化性格，润泽了后世无数才俊。尤其是苏轼文化性格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更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文化资源。6月21日上午，敬请关注封面新闻APP直播的“东坡大家讲”讲座现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