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二郎山之所以出名，并非全因山高路险，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歌曲《歌唱二郎山》的广为传唱。恰如作家高平在《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一书里所说，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时代机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1950年7月，炎炎夏日，一首火爆的歌曲——《歌唱二郎山》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解放军在“高万丈”的二郎山上艰苦筑路的英雄事迹。
1950年7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安排下，西南军区文工团组织慰问团来到筑路一线慰问筑路部队，当时魏风担任慰问团的副团长，也是演出组的组长。在这个慰问团中，还有歌唱家孙占白、作家徐怀中、剧作家洛水等人。慰问团从重庆出发，一路风尘。快到成都了，孙占白在车上建议大家创作一首歌唱筑路的歌曲。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写二郎山最有代表性。魏风建议徐怀中来创作歌词。徐怀中说他到了成都还要办事，建议洛水来写。洛水说他是搞话剧的，怕写不好，然而大家坚持这事非他莫属，洛水也就愉快地应承了下来。
只用一天时间，《歌唱二郎山》的歌词就创作完成了。孙占白说，筑路部队中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乐濛当年创作了一首《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组歌，其中有一首《红军回来了》，旋律明快，广受欢迎，是否可以“挪用”这个曲调呢？大家觉得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老曲装新词”。《歌唱二郎山》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