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在追求高速的社会里，开着文学这艘慢船

黎紫书

《流俗地》

　　对于南洋的华人世界，不少年轻人是从《下南洋》这类的纪录片了解到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去东南亚旅行是非常普遍的事。纵然如此，如果想要真正深入当地民众内心世界，感受深厚的精神气质，最细微的方法还当属文学。

　　在马来西亚华语文坛，黎紫书可谓一个传奇。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文学奥斯卡”——花踪世界文学奖之马华小说的首奖后，她连续多届获奖，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2010年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团奖，更是让她在整个华语文学世界，积累有相当的知名度。
　　2021年，其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以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为主角，思索马来西亚社会华人命运的小说，引发文学圈及很多文学读者的瞩目，被赞是“华语文学的惊喜收获”。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华语世界一流的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和著名小说家王安忆，分别为《流俗地》写下长篇评论《盲女古银霞的奇遇》和《之子于归，百两御》。王德威认为，黎紫书的《流俗地》“为当代马华文学注入少见的温情”，他还感慨，当代文学因为传媒产业兴起和书写技术改变受到极大冲击，但马华小说却“表现惊人的韧性。”

　　小说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她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这层关系，银霞得以进入出租车公司担任接线员。她声音甜美，记忆力过人，在电话叫车的年代大受欢迎。黎紫书透过银霞描绘周遭的人物，他们多半出身中下阶层，为生活拼搏，悲欢离合，各有天命。
　　黎紫书在《流俗地》里，以平和的叙事笔法，讲述了“锡都”小城的世俗故事、生活点滴。从一个叫作“楼外楼”的居民楼里，洞开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他们的爱恨、生死、出走、回归，无不沾染此时此地的风俗与况味。
　　《流俗地》的“流俗”顾名思义，意指地方风土、市井人生。这个词也略带贬义，暗示伧俗不文，下里巴人的品位或环境。王德威说，“黎紫书将锡都比为流俗之地，一方面意在记录此地的浮世百态，一方面聚焦一群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这些人的先辈从唐山下南洋，孑然一身，只能胼手胝足谋生。上焉者得以安居致富，但绝大多数随波逐流，一生一世，唯有穿衣吃饭而已。”
　　小说中的“锡都”就是黎紫书的家乡怡保，这座马来西亚北部的山城，以锡矿驰名，19世纪中期以来曾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来此采矿垦殖，因此形成了丰饶的华人文化，成为马来西亚华裔重镇。
　　除了纷纷繁繁的人物命运纠葛，书中其实最重要的主角是这座南洋小城。“这国土上的雨真多。赤道上的雨多是在午后才来的。前半日太阳有多暴烈，后半日的雨便有多凶猛，像是用半日蓄势待发，一举向日头报复，以牙还牙。因为雨下得频繁，人生中不少重要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发生的。那些记忆如今被掀开来感觉依然湿淋淋，即便干了，也像泡了水的书本一样，纸张全荡起波纹，难以平复。”从黎紫书的文字，仿佛可以感受到南洋的雨就在耳边，南洋的葱郁就在眼前……

　　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用华文写作的作家，黎紫书每天的写作、生活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她跟文学写作的同行们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对于中国的读者，她有怎样的印象？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通过出版社，与黎紫书有一番交流。由于疫情，2019年底她从美国回到老家马来西亚怡保，如今依然还在老家。自从2020年1月完成《流俗地》以后，一直没有写作，只是专注于翻译、阅读等。她还坦诚自己在文学圈子里“向来是一头孤狼，从来不参加任何组织和团体；写作这事情，最终以作品说话，没有什么好交流的。当然我也有比较谈得来的文人朋友，却通常只谈生活，甚少谈文学了。”
　　作为华语作家，黎紫书曾来过中国出席文学活动，以及旅行。她透露自己曾到过成都，为了文学活动待了有一两个月。至今她想起成都，“总是先想起火锅的味道，满大街火辣辣地拥抱人。”
　　她说自己“喜欢到中国大陆做文学活动，尤其是到书店里。尽管我名气不大，场面难免有点冷清，但是会看见那些刚好只是在逛书店的‘路人甲’们，不小心听到演讲的内容，先是站在那里凝神听了一阵，然后，终于，缓缓地，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收获了些读者，又有点像是交了新朋友似的。此外，相比起其他地方，中国大陆的读者特別勇于发问和表达，问答环节一点也不冷场，反而特别有趣，让人特別来劲。”

　　封面新闻：提到马来西亚，很多中国人首先都会想到羽坛名将李宗伟。对马来西亚的文学状况相对而言是比较陌生的。请你分享一下你的文学写作之道。
　　黎紫书：我写作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走上写作道路以前，我大概也和其他作家一样，都是从阅读开始的，脑中激荡出的许多想法需要整理和输出，便执笔写成文章。之后写作带来了成就感，得到了许多肯定，这路便越走越长了。
　　封面新闻：在文学比较寂寞，大众关注度比较少的状况下，你孜孜不倦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都有哪些？
　　黎紫书：我生性孤僻，一直与自己相处得很好，本来就是个很耐得住寂寞的人。所以你说的文学创作这条路的“缺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优点啊。而创造性对于我，是一种维系生命激情的必要材料。你知道你在为文学世界创造着一件新的成品。这成品（如果你把它写好了）可能比你本人的生命更持久、更“耐用”，它会比你抵达更多更远的地方。而且，在这追求高速的社会里，你开着文学写作这一艘慢船，你知道自己的目的不是要抵达，而是要对抗，或至少是在平衡。
　　封面新闻：《流俗地》的故事性很强，细节纷纭。这个故事是怎么构思出来的？有哪些现实的片段融化里面？
　　黎紫书：《流俗地》其实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即便它看起来像是挺完整的一个故事）。我用很多细节把它编织起来，但看清楚了，里头没有多少情节。我的本意就是要这样写的，它是对许多现代作者所慨叹的“经验匮乏”的一个应答：平凡的人、庸俗的生活和琐碎的日常也能写成“精彩”的小说，并且被小说指认出其中的意义。我其实不太说得上来这小说是怎么构思的，只记得“要以居住环境写我的家乡”和“要以盲人‘视角’写一部小说”是我很久以前便有了的想法。
　　封面新闻：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中，有哪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你比较喜欢？
　　黎紫书：我喜欢那些认真的、不耍小聪明的、不投机取巧的、能让我感觉作者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力图突破的作品（即便那些作品完成得不理想）。这样的作家，我想到的是莫言、王安忆和阎连科吧（终究还是我阅读过的作家实在不多）。
　　封面新闻：王德威和王安忆都特别关注你的写作，给你的作品写了很长很详细的文学评论性质的文章。可见他们对你的文学有很高的认同。他们都是华文世界顶尖的作家、评论家。谈谈你跟他们分别有怎样的文学来往吧。
　　黎紫书：王德威这位学者多年来对马华文学十分关注，从来不吝于关照和提携马华作者。我只有在对他有所请求时（主要是请他为我的书写序）才会给他发电邮，此外再无其他联系。至于王安忆，她曾经是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常请来的评委，正好那时我刚出道，连续好几届的花踪都得了奖，我便有了感觉，觉得她是看着我在文学路上成长的前辈。这一次《流俗地》在中国大陆推出，我不知怎么就想请她写一篇序，其实更深层的意思是要请她看看我这些年有没有长进。为此我鼓起勇气，第一次给她写了电邮。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我胆敢硬着头皮去请求他们，心底大概也觉得自己值得他们爱护。
　　封面新闻：对华文文化的母体——中国，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黎紫书：每次来中国参加活动，我都有点觉得自己像旧時候那些“远嫁出去的女儿”，隔了多年后回娘家。说亲不亲，说疏也不疏；就觉得自己错过了许多，又觉得自己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