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后主孟昶的悲剧人生（下）

孟蜀石经(四川博物院藏)

孟昶像

后蜀赵崇祚编选的词集《花间集》

　　承平日久，流风遗韵，后人看到一个文雅多情的君主。其实，除了艺术人生之外，孟昶还有另一副凌厉面孔少为人提及，而这一面可能更接近残酷宫廷中真实的孟昶。

　　孟知祥即帝位仅6个月便病故，934年，孟昶即位时不到16岁。“少不亲政事，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这些人战功卓著，恃功自傲。孟知祥在世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对其多优纵，致使孟昶一登位即处臣强主弱情势。尤其大将李仁罕异常跋扈，虽已官至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却仍求判六军。判六军又称判六军诸卫事，当时后蜀一如他国，设置卫圣、匡圣、捧圣控鹤、奉銮肃卫军、骁锐、亲卫等六军，其中李仁罕所掌的卫圣军实力最强。但他并不满足，为摆脱其他大将牵制，他提出总领六军。孟昶不得已，在自身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只能妥协。但在令李仁罕“判六军事”的同时，任命和李仁罕怨隙很深的赵廷隐为六军副使以为掣肘，并进一步加强皇宫宿卫，同时争取赵季良、赵廷隐等老臣支持。934年冬天（明德元年），一切准备妥当后，孟昶决定先发制人，在李仁罕入朝之时，使武士执而杀之，“诏暴仁罕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皆伏诛”。
　　从年初即位，到年底杀悍臣，很难想象16岁的孟昶有如此这般的深谋沉着与霹雳手段，也许这只能归于父亲孟知祥的遗传。更难得的是诛杀李仁罕后，孟昶没有大肆株连，而是最大程度争取其他大臣支持，所以诛杀老臣并未引起政局动荡，反而树立了新君威望，也惩戒了那些有不轨之心的老臣。老臣赵季良在后蜀建国过程中功推第一，又全力辅佐幼主挫败了李仁罕的政变阴谋。孟昶即位后，为示优崇，又加赵季良为司徒，位比三公。对于这样一个手握行政、财政大权的重臣，尽管其人并未挟功自傲，孟昶却不能完全放心。第二年，孟昶宣布以御史中丞毋昭裔为宰相，改变了赵季良一人独相的局面。随后又以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进一步分散了赵季良的权力。又过了5年，赵季良主动上书，请求与毋昭裔、张业分判三司，得到孟昶允许，此后财权一分为三，赵季良管户部，毋昭裔判盐铁，张业管财税，三人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掣肘的局面，此时的孟昶刚刚二十出头。
　　此后为稳固政权，孟昶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从降将中提拔、培养将领。张虔钊、孙汉韶本来是后唐大将，降蜀后，孟昶任二人为匡圣都指挥使和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将领。

　　到了948年（广政十一年），孟昶感到权力已基本稳固，张业、王处回、赵廷隐等老臣的作用也已基本发挥完了，孟昶开始对他们下手了。首先是张业，理由是宫廷斗争中常见的图谋造反。张业平素豪侈，得罪人不少，上面既然有除掉他的意思，平素与张业本有嫌隙的孙汉韶遂密告其与儿子张继昭谋反。“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当年诛杀李仁罕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之后就轮到了老臣王处回和赵廷隐。孟昶手下留情，允许惶恐不安的王处回请病告老，赵廷隐也称疾，固辞军职，孟昶亦许之。旦夕之间，三个老臣一个被杀、两人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从934年即位至948年，历经15年，故将旧臣整肃殆尽，孟昶终于坐稳了皇位。在肃清旧臣势力后，孟昶大力提拔毋昭裔、李昊、徐光溥、高延昭、王昭远等，还刻意与韩保贞、李昊等结成姻亲。对下级贪官污吏也毫不留情。眉州刺史申贵亦是孟知祥旧部，他在任时“聚敛贪恣”，曾指着监狱大门得意地对人说：“这是我家的铸钱炉。”孟昶得知后，立即把他贬官到边地，并在途中将其赐死。
　　后蜀前期在孟昶这样一番作为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国泰民安的短暂盛景。“蜀中久安，赋役俱省，米斗三钱。”此时的米价比唐代贞观年间“米斗四、五钱竺”、开元天宝年间的“米斗至十三文”还要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载：“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妆。”每至蚕市，“货易毕集，蜀人称其繁盛”。农户、小手工业者、大小商贾，还有地主官僚、官宦子弟，就连帝王妃嫔也欣然赴市。投入市场交易的货物上至珍玩，下至农桑具、日用品及花木果药，种类之广，数量之多，人数之众，市场之壮观，其他地区无可比拟。

　　可悲的是，安乐的日子过久了，孟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代君王前期勤政后期昏聩的老路。他启用的那些人皆非大才，而更多庸碌。当强敌入侵时，后蜀的安乐也就走到了尽头。
　　955年（广政十八年），后周世宗柴荣派兵从秦州出发讨伐后蜀。孟昶派赵季札到边境视察，赵季札素以文才武略自任，事实上不过草包一个。他行至德阳，听说周兵到了，立即驰回报告。孟昶问他敌情，赵季札惶恐得说不出一句话，孟昶大怒杀之。又派高彦俦、李廷珪抗击周军。可惜高、李等也非将才，后蜀尽失秦、凤、阶、成四州。
　　964年，宋师伐蜀，起因在于枢密使王昭远自启衅端。之前两年宋灭了荆南、南楚，孟昶大惧，想遣使者向宋朝贡，但王昭远坚决阻止，还献计派使者送书联合北汉共同出兵中原，对宋形成夹攻之势。不料使者赵彦韬却将蜡丸书献给宋太祖。赵匡胤本就想伐蜀，得书大悦，说这下“西讨有名矣”。宋遂发兵六万分路伐蜀。这个王昭远小的时候以僧童入孟知祥府，孟知祥爱其敏慧，令其陪伴孟昶左右，孟昶委以重任。此番以为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不知哪儿来的自信，居然自比诸葛亮，口出狂言，谓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畏敌如虎，一败涂地。
　　得知前线溃败，孟昶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为帅，增兵剑门。这个太子哪里经历过战阵，统兵前线，居然带着爱姬，携着乐器和伶人，举着锦缎旌旗一路招摇。天下雨，太子怕雨水打湿旌旗，令雨停后再举，结果旌旗数千多倒挂旗杆上。如此视军事为儿戏，蜀人看到都叹息不齿。剑门、夔州相继崩溃，孟昶悲叹：“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经过66天攻伐，965年正月十九，孟昶命李昊写表向北宋投降。当初，李昊为前蜀皇帝王衍的翰林学士，王衍败亡时，李昊为他写降表，现在又为孟昶写降表，时也运也。
　　当亡国后的孟昶被送往宋京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这段文字见于蜀人记载，其间的复杂情绪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深加体味。孟昶的形象随着时间推移，在后人的记述中变幻着模样。

　　在宋朝人写的历史中，孟昶大多被描绘成骄奢淫逸的形象。其中经常作为证据的七宝溺器，最早出现在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完成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中，《宋史·太祖本纪三》亦载：“太祖赵匡胤见孟昶的小便溺器用各种宝石装饰，愤而碎之说：‘用七宝装饰这个东西，那用什么贮存粮食呢？这样做，不亡何待。’”按照宋人的记述，孟昶岂止“专务奢靡”，而且“赋敛无度”。欧阳修还说“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不仅玩物丧志，而且好色。但是这些记录在早于《宋史》之前成书的薛居正《旧五代史》里并没有。而之后北宋蜀人张唐英的《蜀梼杌》、勾延庆的《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里，更没有七宝溺器的记载。试分析其中原因：来源于西蜀的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不同乃至对立是情理中事。宋史这样描述孟昶，是给宋灭蜀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理由，而《蜀梼杌》《锦里耆旧传》对后蜀主的称美，既可能更接近实际，也可能有不满宋之后的统治而美化前朝的成分。在他们的怀念中，后蜀“边陲无扰，百姓丰肥”，“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之贤主也”。按照蜀人的说法，孟昶非但不是奢侈、荒淫之君，还是一位节俭、仁慈之君。就这样，孟昶在民间记述与官方文献中呈现出了不同形象。
　　孟昶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其实不管孟昶如何努力，后蜀灭于北宋终是历史大势。流水落花春去也，一个时代终归风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