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教授

《中上古蜀语考论》

　　唐代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的群体认同、归属感，是每一个操持方言者，很容易就体会得到的。可以说，方言是一个人最鲜明最生动的无形的文化身份证。
　　西汉末蜀人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至今受学界重视。汪启明就是这样一位“輶轩使者”（称那些游走在田野，或在历代文献中淘金的方言学人。輶（yóu）轩，指周代派官员采集、整理方言时乘坐的轻便车子）。2021年春天，封面新闻记者在汪启明位于成都西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深度专访。

古蜀语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难点重点依然在古蜀文字

　　古蜀有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族群构成浮沉聚散，语言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四川方言与历史上的蜀语已经相去甚远，研究不能以今律古。
　　经过历代的多次大移民，如就食蜀汉、僚人入蜀、西北流民，特别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建立大西朝和“湖广填四川”大迁徙之后，四川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蜀语与其他方言产生密切的接触与融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如今在学界，“蜀语”是专指中上古时期的蜀方言。据统计，明代川中遂宁人李实所著《蜀语》共搜集蜀方言词576个，在现代四川方言中只有184个，占32%；其中与现代四川方言形音义全同者仅存132个，比例更小；但和湖北方言相比较，相似度却很高。例如，黄侃所著的《蕲春语》和李实《蜀语》比较，仅有10个词条相同，但和现代四川方言比较有100条相同，就是明证。
　　近些年来，巴蜀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古蜀文化研究，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教授看来，研究古蜀文化，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古蜀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只要把蜀地文字研究好，就能牵住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但是研究古蜀语，并不容易。古代没有录音条件，文献中能被确认为中上古蜀语的材料少之又少，而且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乏。纵然如此，还是有学者迎难而上，取得不小的成就，汪启明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天道酬勤。2018年，12年磨一剑，由汪启明领衔，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伍宗文、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赵静参与撰写而成的《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立足文献，运用多种方法，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对中上古蜀语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开创性地填补了中上古蜀语的空白，对于巴蜀文化的追根溯源，探讨其在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巴蜀文化研究著名专家谭继和看完《中上古蜀语考论》，给汪启明发了很长的短信，“最近拜读了中上古蜀语大作，你继承了老师赵氏家族语言学传统，尤其是广韵为代表的音韵学传统，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语言和方言的文化学语境上的总括和个人创新上的发展，都非常好。研究巴蜀古文字，离开了上古蜀语与中古蜀语（《中原音韵》以前的蜀方言），是没有出路的迷魂阵……我相信从蜀语方言研究古蜀或古巴文字，才能走出当前研究的迷宫。”汪启明告诉记者，虽然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蜀地发现了很多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但见仁见智，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极大地妨碍了对古蜀史、古蜀人、古蜀语的深入研究。
　　2019年12月，《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得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唯一一个一等奖，震动学术圈。该奖项是中国语言学界影响力最大、最权威的奖项之一，授奖对象为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每两年评选一次。不接受个人申请，只接受专家推荐。奖项评选十分苛刻，一等奖曾多次空缺。

扬雄写就世界第一部《方言》
为何对蜀方言收录甚少？

　　研究古蜀语的难度系数颇高。汪启明说：“不单单因为可以确认为中上古蜀语词汇的材料很少，还因为时代绵远，文献不足征，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乏。即使是在西汉末的蜀人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中，也仅有10多个蜀语词。因此，要清楚地指出2000多年前哪些词是古蜀语词，颇有不敢轻下雌黄之叹，需要从文献中去考证。”此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前人指出的蜀语词，其中不少不仅在蜀地使用，其他方言、雅言也有使用，这更增添了研究的难度。
　　西汉时，因为高祖曾为汉中王，领有蜀地和汉中，蜀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蜀文化、蜀语和齐鲁文化、齐语并驾齐驱，成为汉代文化的两大地标，出现了“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在京城当官的扬雄，曾得到蜀人严君平的千余条前代方言和林闾翁的方言调查大纲，又通过各地向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各地到京卫戍的士兵，搜集到当时各地的方言材料，写成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扬雄开辟了对汉语方言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研究的源头，成为方言调查和研究的鼻祖，前人称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奇怪的是，扬雄搜集了全国各地很多方言，却对蜀语搜集很少。汪启明提出这么一种解释，“秦语（包括次方言蜀语）作为‘标准’语的时代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东汉，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但是秦蜀语作为华夏通语的一个主干成份，保留在后来的汉语中；也许，这也就是扬雄作为蜀人，《方言》中却并没有多少蜀语记录的最重要原因。再有，当时知识分子在著书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心理暗示：觉得自己的话是标准语，不是方言，不需要去搜集。因此《方言》搜集的蜀语，大概就十多条。而且，这十来条还夹杂了少数民族的话。可能扬雄认为这些都是很偏僻的话，需要搜集。”
　　《方言》中收集了十多条古蜀语词，如，“俎，几也。西南蜀汉之郊曰杫。”意思是西南蜀汉的郊区将“俎”说成“杫”；又如蜀地将短衣、短袄，叫作“曲领”，而当时通语中称为“襦”。

在没有录音的古代
如何“淘”出古蜀语的语音？

　　要了解古蜀人语言生活面貌，其实是很难的。听话听音，古蜀人到底是怎么发音的？古代没有录音手段，汉字又是象形文字。那研究古蜀语的学者是怎么破解古蜀语音的呢？
　　在各种文献史料中，“淘”出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方法，并加以验证，从而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蜀语音系和语音面貌，这在汪启明看来，的确是“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
　　古人为了告诉你，一个方言字的音怎么读，会使用一种注音方法叫直音法，就是用另外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同音字的读音来标注；或者用“读若”，找一个读音近似的字来注音。汉末魏晋时期，又有了新的注音方法，叫“反切”。反切的被注音字叫被切字，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反切的产生，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
　　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中也积累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法。“要知道一个字如何读，必须从书籍用字出发。首先，从韵部来看，得先把中上古时期韵文和作者的籍贯结合起来，根据古代诗文押韵，对韵脚字做系联，作为重要基础；再参考形声字、音注等，就可以基本解决韵的问题；其次，因为80%左右的汉字是形声字，根据形声字的声符，就可以判断出大致的读音，但未必准确；结合音注，可以解决声母的问题；再次，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是中古时期的语音规范，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可以两相比较；最后，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大兴，其中很多词语采用音译方式，保留了当时的语音现象。因此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汪启明说，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给语言断代的重要手段；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古蜀语也不例外。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陈光旭 实习生 苟春

人物简介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出版著作有《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考据学论稿》《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华阳国志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