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教授接受采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近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再次掀开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也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三星堆神秘出土文物的记忆。作为全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崇州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或可为三星堆出土文物给出解释。
　　3月29日下午2点，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将做客“名人大讲堂”，解读《华阳国志》与三星堆的深刻关联。

出土文献应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

　　汪启明对近期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密切关注，作为古蜀语研究专家，汪启明也对三星堆是否会发现文字作出了自己的猜想：我们倾向于古蜀是有文字的，这一点在《华阳国志》中也有说法。
　　《华阳国志》记录的时段是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跨度很长，涉及到了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三星堆的谜团，我们能否在《华阳国志》中找到解释和印证呢？
　　汪启明提到，在考古学上，出土文献一定要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才能互为印证，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光靠出土文献本身是得不到答案的，要结合传世文献、民俗、语言、遗存甚至神话与传说。“目前，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找当地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这固然是一种解释的办法。但是用这个出土文献去解释另一个出土文献，怎么判断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同出一源呢？所以无论如何都还是需要文献的解释。”
　　汪启明进一步阐释，三星堆现在之所以留下了这么多“谜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华阳国志》这样的文献太少了。我国的古书亡佚太多，尤其是对古蜀国记载的文献，最为重要的两本，一是《华阳国志》，一是《蜀王本纪》。后者为历代蜀王传记，原书早已亡佚，文字散见于《史记》《文选》等书，由明代郑朴搜集整理成文。因此《华阳国志》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星堆“青铜纵目像”解读有误？

　　正是因为传世文献对解读出土文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华阳国志》的解读应力求精准，但其中也免不了些许误读。汪启明举了一则关于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例子。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很多人也将其与蜀王蚕丛联系起来。其源于对《华阳国志》中这一段的解释：“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其中明确提到了蚕丛“目纵”，而三星堆的这件面具眼睛处也有明显的突起，两者似乎非常相近，于是名为“纵目面具”。
　　那么问题来了，查阅自古以来所有文献，“纵”字似乎都没有“突起”的意思。汪启明提到，《集韵》中云“东西曰衡，南北曰纵。”也有文献把“纵”字理解为“竖”，总之都没有“突起”之意。汪启明认为，这或许是当年的考古学界对于《华阳国志》中“其目纵”的误读。
　　此前，西方学者对三星堆的一些研究论文集结成书，名为《奇异的凸目》，汪启明认为，用“凸目”或许比“纵目”更靠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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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