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
　　70年前，五月阳光灿烂。在大巴山一个名叫王家山的村子里，成熟饱满的麦穗已收割大半。那天中午，阳光正毒，痛得直不起腰的奶奶，把身后倒下的麦秆当作产床，使出浑身力气，将父亲生在了麦田的中央。
　　奶奶说，父亲这一生将会与土地打交道，是个劳苦命。事实证明，在父亲70年的光阴里，他的每一天都与土地有关，和庄稼形影不离。
　　在我的记忆里，即使下再大的雨，父亲都会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扛一把锄头，匆忙跑到稻田里，查看水量是否合适，田绳子是否崩垮。八月太阳灼人，全家大小睡着午觉，他独自藏在苞谷丛中观察旱情；寒冬腊月，风雪肆虐，他会将一床破棉絮裹在身上，到麦田边转悠；天气温和的日子，他常常像一株行走的庄稼，从这块田跑到另一块田，不知劳累，早出晚归。用父亲的话说，他是一个农民，庄稼孬了他脸上无光。只有把田土招待好了，田土里才能长出满意的庄稼。
　　在他单纯的意识里，土地就是全家人的命，是土地养活了他，养活了他的家人。他必须对土地好，一锄一犁，必须倾注全部的情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上世纪90年代，全村人倾巢而动外出打工，可父亲从未动心。他胆子很小，最远只到过县城，对于更远的地方，他感到害怕，无所适从。
　　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可他耕种的土地却越来越多。他舍不得自家的土地荒废，也不忍心看着其他人的土地里长满杂草。每年立春之后，父亲就开始在田地里劳作。除草、放水、犁田、平整、育秧、耙田、栽种，前前后后要持续两个月。有一年春节回家，我曾问过他，三个子女都有工作了，条件很好了，你为何还要种那么多庄稼？他的回答很简单：一年不种，长草；两年不种，长树；三年不种，上好的良田就会像屋子背后的那片荆棘林，再也无法栽种任何庄稼了。
　　父亲认为，如果有一天打工的亲邻回来了，至少还有田可种。如果田地荒芜了，那回家还有何意义？
　　父亲60岁以后，我们三兄妹就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和母亲一起到我们所在的城市生活，可父亲总是委婉拒绝。在他看来，大巴山的老家才是最好的地方。每个月他都能定期收到儿女的三张汇款单，逢场割回一两斤肉，一甩一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逢人就打招呼：“你看你看，喊他们三兄妹不要寄钱，偏要寄，寄来就割肉吃吧。”一句一个哈哈，字字句句全是满满的自豪和骄傲。
　　父亲70岁生日，三个子女因为忙都没能回去。父亲知道，子女们远隔千里，不能随叫随到。唯有土地，他还能按自己意愿操持把控。四季轮回，春播秋收，夏忙冬藏。任何时候，他都以主人身份站在菜园里，站在小麦地里，站在稻田中央。
　　这个单纯的愿望，在父亲过完70岁生日后，再也无法延续了。父亲在医院查出食道癌晚期。拿到检查结果，哥哥一气之下将家里几亩上好的田土，全都种上了果树。
　　我连夜驱车回家，父亲一脸憔悴。我说到田里走走吧。父子俩一前一后，心事重重地走在乡间杂草丛生的田野上。在自家的田里，成人高的果树苗已栽种其间，泛着青绿的油菜苗有些被挖掉，有些斜支着身躯，朝着阳光的方向努力生长。我们静静看着，彼此都没有说话。时间过了许久，我才说，走吧。父亲转身，步履蹒跚，像一座沉默而倔强的山。
　　之后的几个月，哥哥带着父亲辗转医院，竭力延续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父亲，连续昏迷三天后，竟奇迹般醒了过来。他艰难地指了指屋外，我和哥哥把他抬上板车，缓慢行走在田埂上。五月的天空下，父亲偏着头，望着成片成片的果树，我看见一滴滴浑浊的眼泪，从父亲黑瘦的脸庞，悄悄地淌了出来……
　　半月后，父亲下葬。他从五月里来到这个世界，又从五月里离开。现在，我一定相信，在时间无涯的旷野中，他再也不会与自己的土地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