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教授。

汪启明手机里的电子版辞典。

　　汪启明教授是绵阳三台人。在他的家乡一直有个方言词叫作“搅团”。做法是以玉米、小麦等磨成较粗的面粉，四川话重叠叫“面面”（第二个字读轻声）。水烧开后，一手抓一把，从手指缝撒到锅里；另一只手用筷子在锅中不停搅动，以免成为“灰包子”（即外表是湿的，内部还是干粉，又叫“灰包蛋”）。煮熟后，有点类似其他地方的稠稀饭、面糊糊。但奇怪的是，四川其他地方的人，包括成都人都不这样说。汪启明探寻了好多年找不到来源。
　　一次，汪启明在给学生上课，突发奇想便向学生问道，“有个四川方言‘搅团’，谁能听懂的举手。”马上就有两三个人举手，能听懂的学生是陕西人和甘肃人。汪启明再行查证，发现历史上西北人群曾有多次迁入四川的记载，尤其是晋朝初年西北秦、雍二州流民入蜀，流连居住的地方正是在绵阳周边。这个词在四川当代作家中有使用的，沙汀《青木冈坡》：“青木冈坡，难活人，白天吃的稀搅团，晚上睡的豌豆藤！”沙汀正是绵阳安州区人。
　　“远古以来，蜀地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西北的流民曾经大批来到四川，可能他们的语言中一些词保留在蜀方言中。我们说民族的融合从来就是双向的，语言的融合也不例外。”汪启明认为，人们出入蜀地对蜀语面貌的形成与流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苏轼的诗文常常用方言
“鲜翠”“元修菜”都是蜀方言词

　　目前学者能够发现的古蜀语材料，都是古代文人记载下来的。他们的记载包括亲历和听说两种来源，都是活生生的语言材料。
　　蜀语的接触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包括入蜀和出蜀。在这方面，穿梭在时间长廊里的历史名人，功不可没。
　　远的如西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这样的文人去长安做官，近一点的如宋代眉山苏轼，21岁出蜀，家乡的语言伴随他漂泊一生。苏轼的诗文常常用方言。比如“鲜翠”“元修菜”等都是蜀方言词。更有趣的是，他讲的蜀方言在他被贬的海南儋州，影响直到今日，成为一个方言流播、交融的佳话。
　　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62岁的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一直到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65岁遇赦北归。苏东坡在海南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开学府，编讲义，传诗书，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学之士。儋州及海南也由此与一代文豪结下情缘。海南有多种方言，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是“海南话”，但是儋州人不说“海南话”而说“儋州话”；据学者调查，与儋州相毗邻的临高，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只用来读汉字，不用于交际的话，和海南其他地方不一样，当地人把这种话称为“苏东坡话”。相传这就是苏东坡等人带到海南的。

蜀中曾将老者尊称为“波”
外公和外婆都被称为“波”

　　与苏东坡等文人出蜀，将蜀方言带到外地相反，外地文人入蜀期间，会把蜀方言吸收进他们的作品中，用蜀地的方言词写诗、文，或者以蜀语语音押韵。如杜甫、范成大、陆游在他们的诗作中都使用了不少的蜀语词。尤其杜甫在蜀中待了八年，深受这里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常常使用蜀语词，用得可谓炉火纯青。如《闻斛斯六官未归》中，写有“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这里的“土锉”就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表示一种炊具，也就是今天的砂锅。其他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都用蜀中方言，甚至杜甫的《戏作俳优体二首》，通篇都是方言构成。陆游在《邻曲》里，写下“拭盘堆连展，洗酺煮黎祁。”“黎祁”，便是蜀人对豆腐的称谓。范成大曾在《吴船录》中写道“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意思就是说蜀中将年老的人尊称为“波”，外公和外婆都被称为“波”。而南宋黄庭坚入蜀为官，有的诗就用了蜀地特有的语音来押韵。
　　除了“入蜀”和“出蜀”的古代文人，还有一种是从来没有到过蜀地的人，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下蜀语。例如，东汉许慎是汝南（今河南）人，在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记有蜀音：“嬽，好也。从女奚声。读若蜀郡布名。”类似的，齐人郑玄注《周礼》引过汝南人郑司农记录的蜀语，梁人顾野王所写的《玉篇》共收集了20余条当时的蜀语；晋人郭璞也从来没有到过蜀地，但是他指出“蜀人呼笔为‘不律’”。这条方言，《说文》却说是吴地方言，到郭璞时代，蜀人也有人说，只是地域出现了变化。
　　汪启明表示，上述这些学者虽然从来没有到过蜀地，但他们记载了古蜀的语音、词汇，说明有蜀地、蜀人位移到他们所居、所在的地区，或是他们可能到过蜀地临近地区，蜀语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留下了宝贵记载。
　　无论是3000余年前的《诗经》《楚辞》，还是1000多年前杜甫、陆游的诗作，其中的方言特色，都成为他们各自作品的加分项。到了现代文学领域，方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35年到1937年，李劼人发表了“大河小说三部曲”，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些作品中，四川方言是一大亮点。李劼人被誉为“四川白话小说创作第一人”，其小说较多地使用四川方言词语，具有开创性。成都市李劼人研究学会会长王嘉陵说：“四川方言中有不少词汇是从文言脱化而来，李劼人把四川方言巧妙地移植进文学创作，既充满韵味，又让人耳目一新。”

“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
其实指的是湖南湖北两省

　　讨论方言的融合，不能不关注说这种话的居民。语言学上有人称为“语主”。据汪启明介绍，如果归纳起来，古蜀人与外地人接触的方式可以细分为10多种，蜀语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两种基模式：一种是自然的接触与融合，如通婚、外交、经商、迁徙、官员调动等；另一种是被迫的接触与融合，如战争、罪犯谪迁等。地缘接近是语言接触的有利条件，因此，古蜀语接触的对象，或者是相邻的汉语方言，如楚方言，秦方言、或者是相邻的少数民族语言。有资料显示，“如晋代初年，蜀地人口仅有20多万户，‘蜀土无僚’，后来有10余万落（户）僚人入蜀，蜀地15个郡，有14个郡都有僚人定居，人数约有四五十万人，这大大改变了蜀人的结构，必然也会影响到蜀语的面貌”。
　　坊间一直有这样的流传，四川人能够和湖北湖南人无障碍沟通。地处湖北西南的宜昌人和湖北东南的通城人互相听不懂，但却听得懂四川某些方言土语。一位湖南衡阳市区的朋友和他的四川朋友用各自的家乡话交流障碍不大；当他到了衡阳下辖的各区县，有些话却不一定能听懂。这也让不少湖北人湖南人到了外地，有时被误解为四川人。
　　以武汉地区某些方言为例，“没有”说成“莫得”，“蹲着”说成“跍到”（字又写成踞，读gū或kú），几乎和四川方言一致。
　　汪启明认为，现在的四川方言和湖北方言在相似度的比例上相当高，究其原因，应当是清初“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因此，四川官话往往又被称为“湖广话”。
　　《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这是说曾经人烟稠密的四川，那时人丁寥落。这样的情况，在汪启明的《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中也收集有大量史料。
　　然而“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湖南、湖北和广东、广西地区么？ 汪启明说，事实上，“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主要是指湖南湖北，并不包括广东、广西地区。元代时设置湖广行省，包含有湖南、湖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区。明代设两广总督，清康熙十九年，设置湖广总督，由于管辖权的变更，当时的“湖广”仅指代湖南、湖北两省。因此填川的移民一半以上来自湖北和湖南。清代末年傅崇矩的《成都通览》统计外地人来源，也是把“湖广”和广东、广西分开计算的。据民国《云阳县志》记载，迁入云阳共164族，其中湖南38族、湖北77族，广东仅2族；再以民国《合川县志》为例，共迁入299家，其中湖南95家、湖北59家，广东仅12家。因此，“今天所说的湖广填四川，只是今人对清初大移民的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汪启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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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