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的履历很丰富，也很有意思。务过农，参过军，做过工，当过老师，教过小学、中学、大专、本科，一个不落，先后读过中师、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层次，也是一个不落。1994年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后，汪启明到巴蜀书社工作，从普通编辑到编室主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还是一个不落。
　　汪启明对汉语文献方言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对古代齐鲁方言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获得国内学界高评，被知名学者誉为“迄今为止研究古代齐语的最新最高成果”。
　　封面新闻这次对汪启明的深度专访，除了请他谈方言与蜀语研究，还邀请他从学者、教师、资深出版人等身份角度，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对当代治学方略与古籍阅读中的一些问题的感受和见解。

“研究语言，懂一些统计学、数学知识很重要”

　　文理过早、过细的分科，影响到学术的创新，正引发我国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开展“新文科”建设，其中一“新”，便是文理结合，文工结合，文史哲打通，把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学科、专业鸿沟弥合起来，做宏通的研究，学科交叉的研究。在西南交通大学这所工科学校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的汪启明对这种“破壁垒”做法很赞同。
　　“没有文科的学校，有点不客气地说，差不多只能算是个技校。”汪启明说，“因为大学首先是一个文化单位，我们办大学，其实主要是营造一种文化和学术氛围。不仅大学，每个人一生的学习，都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学问的学习，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另一个是人本身的不间断学习，让学习者成为心智健全的公民。人是学习的主体，也是需要自我学习、提高的客体。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本身的提高应该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什么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家。”
　　理科生需要学点文科，文科生也需要一些理科知识。对此汪启明深有体会。他以自己做的语言学研究为例，“研究语言，懂一些统计学、数学知识很重要。我们人文学院有些做语言研究的研究生，使用了瀑布、方差、加权、信度、效度等概念，做出了很好的论文，让答辩的老师都很欣赏。实际上，这表明了一个研究角度、方法的转换。把一些理科工具，合理地用到文科研究中，会发生意想不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资料的数字化互联网化，提供了强大的研究工具”

　　为什么现在很难出学问大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学界里。
　　汪启明却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一代有一代的大师。现在的人做学问，也不是没有长处和优势的。现在的技术工具，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资料的数字化、互联网化，可以给学者提供强大的研究工具。比如说，检索某一个词，在古代的文献当中用过多少次，最早是哪一次，很快就能精准地查询到，为学术研究、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很好的参考；一件史实、一个人、一个地名、一个年代的考据，过去的学者无论怎么博学，都难免‘挂一漏万’，但计算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给出结果。而这是古人皓首穷经也难以做到的。”
　　在汪启明看来，利用现代科技和数字化科技，当代学者会比过往的学者拥有更明显的优势。例如清人顾炎武、戴震、王念孙、段玉裁，近人章太炎、黄侃，他们读书之广今人难以超越。但今人每每能用检索方式找到他们没有发现的更早材料，不同版本；古人辑佚书，往往依据类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再做这项工作，只需要敲敲键盘。这就是新材料的涌现和原有材料的数据化带来的便利”。
　　作为研究语言的文科学者，汪启明对媒介技术十分敏感。我们在汪启明家里看到，除了书籍“充栋”之外，他的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也装有各种书籍的电子版。早在1992年，他就学会在四通打字机、286电脑上打字写东西，用五笔打字快三十年了。“不要轻易说自己‘学不会’。当你觉得你学不会，你就一定不会。”
　　汪启明也多次感慨，“我们这个民族都应该感谢“两个王”：王永民和王选。他们解决了我们汉字的输入问题，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把汉字带入了信息时代。”

“不提倡一般读者阅读没有经过整理的古籍”

　　近年来，热爱传统经典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读什么、怎么读，也成为不少爱好者广泛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读古籍当是越古老越好、越原始越好，否则便是不专业。也有人驳斥道，繁体竖排影响阅读效率，读书应当怎么方便怎么来。
　　对于这个问题，曾在巴蜀书社潜心于古籍整理出版多年的汪启明有自己的看法。“想了解古人的思想和历史，读翻译本；有阅读的能力或者想做进一步的提高，读注释本；学术研究所需，读原本。原本，即是没有经过整理者注释、甚至没有句读的古文原典；注释本则是经过编辑加工，注释出字、词意义的版本；翻译本则是在注释的基础上，将全文逐句直接译成白话，最是浅显易懂。在使用古籍时，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而没有统一的标准。”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
　　汪启明解释道，“从专业的古籍整理层面来说，翻译也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对于大众读者来说，线装书中大都为竖排，有很多繁体字甚至异体字，词语、句法与当今不同，也没有标点符号，必须要做解释、加标点，读起来才方便。加上历代传抄，古籍错乱不少，不提倡一般读者阅读这种没有经过整理的古籍。”
　　2021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四十周年，我国的古籍整理经过多年努力，已获得很大成就。“但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整理水平参差不齐，出版单位规模小、经济实力弱，需要国家有更大的投入，才能满足社会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需求。”汪启明说。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陈光旭
　　实习生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