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古发现
马王堆出土餐具 证明汉代就实行“分餐制”
彩绘云纹漆匕。
云纹漆食奁。
“君幸食”漆耳杯。
马王堆利豨墓出土的云龙纹漆盘。
□项木咄
作者简介
项木咄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知乎考古大V，致力于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分享考古和艺术领域中的有趣故事及其背后的专业知识。
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发掘后，比起墓主人的身份，可能大部分人更加好奇，墓中女尸究竟为什么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腐呢？
很容易想到的一点是，当时埋葬的时候，尸体是不是被进行过防腐处理？这并非空穴来风，最有名的埃及木乃伊，就是防腐处理的产物。而我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尸体不腐的记载。《晋书·愍帝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勑收其余，以实内府。
千年女尸不腐之谜
汉文帝刘恒生母薄太后的陵墓是在西晋建兴三年，也就是公元315年被盗的，而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55年。这其中相隔了将近500年，但是被盗时，薄太后依然面容如生，尸体应该是经过了一些防腐处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文献记载终归是流于纸面，不可尽信。对于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发掘的辛追女尸的研究，还是要依靠科学手段。
首先，研究人员对棺液进行了检测，发现pH值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与生长，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仅仅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消炎功能，离不朽的功能还有一定距离。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女尸之所以能够保持不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独特的墓室结构。马王堆汉墓是一个竖穴土坑墓，从坑口到坑底大约有16米深，如果算上外面的封土，就有20米深了。而棺椁放在地下20米深的墓室里，周围有厚约半米的木炭层。这些木炭大约有一万多斤，它们能够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在木炭层的外面，就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层。白膏泥黏性好，密封性极佳，可以起到隔绝作用。棺椁被这样一层层地包围，几乎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封闭空间，外面的物质极难进入，而内部就可以一直处在恒温、恒湿的状态。这是女尸能够保存下来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马王堆出土大量食器具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无论在哪个朝代，吃饭都是一件很普通却很重要的事情。透过饮食，甚至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精神内核。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说过：“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但是，饮食这件事情，或许是太过于日常，在正史中反而缺少系统的论述，这就得依靠考古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精美的食器具，从云纹漆案到彩绘漆奁，还有大量的食材实物，从各种主食到调味酱汁，甚至还有菜单这类文字资料作为佐证，可以说是对汉代饮食文化多方位的呈现。
现在我们吃饭，基本上采用的是围桌聚餐、同盘而食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合餐制”。一大堆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可以方便交流感情，但也有人会觉得合餐制不卫生，一堆人共享食物，岂不是细菌也都“共享”了？于是有人倡议，采用国外的分盘而食，人各一份的“分餐制”。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发现，所谓“合餐制”，出现时间并不久远，也就一千年左右。而“分餐制”也并非是外国人的专利，至少在汉代时，我们的祖先就是地道的“分餐而食”。
南北朝时期，有个大孝子叫徐孝克，有一次他陪南陈宣帝宴饮，不曾动过一下筷子，可是摆在他面前的佳肴却莫名其妙地减少了。原来徐孝克舍不得吃，而是偷偷地把食物藏在怀里，带回家孝敬母亲。宣帝知道后大为感动，下令以后筵席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带回家去。这个故事的主题虽然是在宣扬孝心，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当时采用的是“分餐而食”，不然怎么能够允许徐孝克拿食物回家呢？
这分餐制的形成，其实与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有很大关系。那时还没有出现桌椅等高足家具，人们是直接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的。甲骨文的“坐”字，就是一个人跪坐在一张编织的席上，非常形象。而我们现在常说的“筵席”，就是当时规定的正统坐具；“席”指的就是柔软的草，而“筵”字是竹字头，质料更加结实，用来铺地，上面陈席为座。
这样的起居方式，决定了吃饭只能在席子上进行，不可能一堆人围坐在一起共享食物。所以那时人们吃饭，首先是席地而坐，面前摆一张低低的小食案，案上放着一套食具，如果是比较重的食具，就直接放在席子外面的地上。《后汉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非常恩爱，每次梁鸿回家，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然后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尊重。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人们确实是把食物放在案上的，而且食案不会太大、太重，一般仅限一人使用，所以即使是妇人也能轻易举至额前。
出土餐具再现汉代饮食细节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将这些史书中的故事都具象成了实物。在墓中发现了两条竹席、四条草席以及六件匕，还发现了长条形的漆案，上有五个小漆盘，一个漆耳杯，两个漆卮，漆盘上还放着一双箸。这很可能就是当时贵族用餐的标准配备。
如果细细分析这些餐具，就会发现汉人饮食的更多细节，比如说，卮是用来盛酒的杯子，为圆筒形，边上有一个把手，跟现在的马克杯有点类似；耳杯则是用来饮酒的器皿，一般上面会写“君幸酒”三个字，代表着“请君饮酒”的意思。这两个器物配合，大致可以反映当时饮酒之风的盛行。《汉书·食货志》中提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又说：“酒食之会，所以行乐也。”无论是日常宴饮还是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酒，酒的需求量可以说非常大。
在汉代，很多名人都是好酒之徒，而且往往以此为荣。比如说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就曾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汉末三国时期的名士孔融，相传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十分爱喝酒，经常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也。”除了漆卮、漆耳杯这些饮酒器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盛酒的大型器具，比如说漆锺2件、漆钫4件等，它们的底部分别书写了“石”“四斗”等计量单位，而且器身内还尚存酒类沉渣。根据研究，仅仅这6件酒具，容量就达到了70多升，可见当时酒的需求量是多么旺盛。
箸和匕一般是作为进食餐具配合使用的。“箸”，其实就是筷子的古称。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说，当时民间有一些避讳的风俗，尤其在苏州地区为甚，因为“箸”与“住”“滞”字音接近，而行船讳住，所以就取了反义“快”字，因为“快子”多用竹制成，最后就变成“筷子”了；“匕”可不是现在说的“匕首”，而是餐匙。马王堆出土的匕由簸箕形的斗和长柄两部分组成，全身髹漆彩绘，相当于现在用的勺子。古人进餐时，箸和匕分工明确，《礼记·曲礼上》中说：“饭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梜也就是箸，所以说，箸是用来夹菜食的，匕是用来食饭的。虽然现在吃饭时仍同时使用勺子和筷子，但它们各自承担的职责却发生了变化。勺子不像古代那样专用于食饭，而是主要用于盛汤；筷子也不仅是夹菜的专用工具，它既可以夹取食物，也用于食饭，与“饭黍毋以箸”的古训完全背道而驰了。
汉代的烹调方式也与现代不同。现在炒菜做饭，主要有炒、煎、炸等方式，但在汉代，油炒的方式并没有推行开来，人们用得最多的是将肉物菜料一锅煮的方法，这也就出现了“羹”这样的食物。《说文》中“羹”的解释是“五味和羹也”，意思是说，羹是五味调和成的肉汤。我们现在也喝羹，但在古代，羹的重要程度远远超出想象。汉代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就称羹食为“食之主也，自诸侯以下至庶人无等”。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还创造了一个与羹有关的成语：分一杯羹。当时楚汉争霸，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回了一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从马王堆墓出土的遣策中，可以发现羹的用途和种类非常广。所谓的“遣策”，就是当时丧葬时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所以但凡记录在册的，都有理由相信这些食物是当时常见的，并且是墓主人喜爱的，不然不可能成为随葬品。在遣策中，常见的羹就有夸羹、白羹、巾羹、逢羹和苦羹五大类。而这五大类，又可以细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巾羹就是指加了芹菜的肉汤，遣策中列了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等等，可说是五花八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人对羹的喜爱程度。
由此可见，吃什么、怎么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现在奉为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古代则是另外一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