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新的回忆录上写着自己原名陈长新，现名赵正坤。

烈士陵园的英烈墙上，刻着苍溪籍烈士“陈长兴”的名字。

陈长新旧照。

　　坐落于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其中无名烈士17225位。
　　每一位有名和无名烈士背后，都是一份魂归故里的渴望，也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期盼。王坪村，就是烈士亲属“寻亲”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2019年12月，广元苍溪籍烈士舒宁的后辈舒继鼎前往王坪祭拜，在陵园的英烈墙上，赫然发现另一位苍溪籍烈士“陈长兴”的名字。“陈长兴应为陈长新，他当年没有牺牲，十多年前才去世！”对于这个发现，舒继鼎激动得几乎当场喊出来。
　　舒继鼎说，舒宁、陈长新同为苍溪三川镇人，两家相距不远，都曾在当地领导或参加过暴动，后来又参加红四方面军，诸多证据表明，“陈长兴”就是陈长新。
　　陈长兴与陈长新是否为同一人？卒于2004年的陈长新，原来真是一名活着的“烈士”？连日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辗转巴中、苍溪、成都、重庆等地，行程近2000公里，遍访舒、陈两家的后人及相关专家学者，查询大量史料，努力解开这个谜题。

意外的发现

　　嘉陵江畔、苍溪城东南3公里处的红军渡，有一座“功勋馆”，馆内镌刻着许多苍溪籍红军烈士的名字，舒宁不在其中，《苍溪革命烈士英名录》也无收录。
　　很长一段时间，这事成了舒继鼎等后辈的一块心病。2019年3月，62岁的舒继鼎找到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称大伯舒宁在1933年跟李开湘（开国少将）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加上资料缺失，一直未被追认为烈士。
　　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历经多月查证，2019年8月1日前，在巴中市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查到了舒宁的名字，舒宁革命烈士身份得以确认。
　　2019年12月的一天，舒继鼎前往通江王坪的烈士陵园祭拜大伯。在那面记载有7000多位烈士的墙上，他找到了舒宁的名字，同时看到另一个极为熟悉的名字——陈长兴，上面注明其为四川苍溪县人，1934年作战牺牲。
　　舒继鼎内心一阵狂跳：这个陈长兴莫非是陈长新？可陈长新十几年前才去世，他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上面呢？
　　对于陈长新，舒继鼎再熟悉不过。在三川镇，舒陈两家是世交，相距不远。舒宁、李开湘、陈长兴都参加了三川暴动，后来三人都参加了红军。舒宁1934年牺牲，李开湘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而陈长新后更名赵正坤，解放后定居重庆。早年舒继鼎去重庆出差，还在陈长新家里住过几次。2004年，陈长新去世。
　　当年，舒宁、陈长新两个年轻人一同参加革命，现在在同一面英烈墙上，舒宁与陈长兴的名字又紧挨着，舒继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他马上给陈长新的侄儿陈洪亚打电话，告诉这一惊人发现。

陈长兴是谁？

　　记者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英烈墙上看到，陈长兴的名字就在舒宁右上方。陈长兴在部队的职务显然比舒宁高，前者为师党委书记，后者为第29军游击队队长，两人牺牲时间均为1934年。
　　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局长薛元勋介绍，烈士陵园最近一次大规模改扩建是在2010年，英烈墙也是那时建起的，上面两百多位团级以上烈士的资料，来源于《红四方面军人物志》。
　　《红四方面军人物志》关于陈长兴的记载为：陈长兴（？——1934年），四川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90师党务委员会书记，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于四川万源大面山作战牺牲。
　　记者查阅《中华英烈大辞典》，上面有烈士舒宁的记载，却没有陈长兴或陈长新的记录。

陈长新其人

　　5月10日上午，重庆市江北区万象时代小区，67岁的赵洪远从书房内抱出厚厚一摞早已泛黄的书籍和本子。父亲赵正坤已去世17年，生前很多东西都丢了，唯有笔记本和回忆录保留了下来。“啥都可以甩了，我写的东西要好好保管，要让后辈知道老祖宗的事。”赵洪远牢牢记住了父亲临终前的话。
　　记者看到，这些遗物中，大部分都是回忆录。“我原名陈长新，四川苍溪县三川乡人，现名赵正坤。”一份书于1955年4月2日、共计8500余字的回忆录，如此开门见山地写道。
　　赵正坤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赵洪远说，父亲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也被“赵正坤”这个名字截为两段。“我是谁？”后半生一开始，他就在寻找答案，一直到1985年。

从游击队员到团党委书记

　　1928年，读过几年私塾但生活困苦的陈长新，通过舒宁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人生发生转变。
　　当时的苍溪三堆石，武装斗争十分活跃，陈长新、舒宁、孟知先等在此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陈长新与舒宁、杨浩然、孟海先、孟知先等到达四蛮寨，建立游击区，陈长新任中队长。其间，陈长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陈长新等150位游击队员参加红军，被编入红30军270团特务营，陈长新任连指导员。同年秋，特务营拨归264团，陈长新任团政治部组织股长，后升任团党委书记。部队在仪陇马鞍场作战时，陈长新受伤，被送到通江王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从秘密战士到乡下佃农

　　红军西征，陈长新随西路军进入甘肃，遭到马步芳部伏击，损失惨重，之后在陈云的安排下，500多名战士在新疆迪化休整学习，部队更名为政治学习纵队，陈长新任支队党委书记。1937年9月的一天，陈长新等10人接到通知，派他们前往苏联学习，“陈云示意回去后不必告诉其他同志到了什么地方”。
　　在苏联期间，陈长新等人学会了无线电通讯、反侦察和汽车驾驶等。回国后，1938年7月，陈长新被分配到一个无线电小组工作，名字不再叫“陈长新”，组织上给了他另一个名字。同年9月，他奉命到重庆工作，又更名为“赵正坤”，以百货摊贩的身份作掩护，接受苏联人安德列夫指令，经常乔装打扮送一些秘密文件。1943年7月，日军空袭重庆，安德列夫自此神秘消失，赵正坤也与组织失去联系。
　　1946年，赵正坤从报纸上看到李先念率部在宝鸡作战，于是想取道苍溪前往宝鸡，因沿途敌情复杂又身染疾病，他无奈返回重庆，因城里无法立足，遂到江北乡下做佃农。

数十年艰难证明“我是谁”

　　赵洪远从记事开始，最熟悉的就是父亲伏案笔耕的背影。“白天写，晚上也写，钢笔丢了用毛笔。”写的什么呢？赵洪远说，后来他才逐渐明白，当年唯一的上线消失之后，父亲和组织断了关系，他写的全部是自己过去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西南局给赵正坤安排了一份临时工作。为了证明“我是谁”，他不断向有关方面投递回忆录，但都石沉大海。“文革”期间，赵正坤被下放五七干校五年，后来被安排到重庆粮油公司搞后勤工作。
　　就在四处碰壁时，苍溪籍开国少将李开湘和夫人来到重庆，突然造访了赵正坤那间不到20平方米的斗室；第二天，他被接到渝州宾馆，见到了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长青。
　　多年的迷雾一朝散去，1985年，赵正坤重新回到组织怀抱，被确定享受“地厅级”待遇。

陈长兴是否陈长新？

　　5月9日，在重庆市万盛区，记者见到了陈长新的侄儿陈洪亚。
　　两年前陈洪亚就听舒继鼎说，通江王坪英烈墙上有陈长兴的名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他认为“陈长兴其实就是陈长新。”
　　陈洪亚说，二爸陈长新之所以成为活着的“烈士”，可能与他工作的特殊性有关。他曾听二爸讲过，自己之所以失去组织关系，就是因为到苏联后，原先的档案被注销了。回国后，他又改名赵正坤，在隐蔽战线工作。可能有关方面不知道，认为陈长新早已“牺牲”了。
　　“苍溪党史网上有‘陈长兴’的记载，却没有陈长新。”舒宁的另一个侄儿、现供职于苍溪县法院的舒少陵坚定地认为，“史料上的陈长兴与陈长新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参加过三堆石农民武装革命暴动，率队打过多次游击战，在红军队伍里任党委书记。相同的时间段、相同的地点、相同的革命武装队伍中，只出现过一个陈长新，所以陈长兴就是陈长新。”
　　对此，巴中市委政研室原主任、巴中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王国旗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史料中记载不一，可能是因为采访对象不同，或者受访者的记忆偏差等因素造成的。陈长新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成了活着的“烈士”，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与此同时，记者也在舒宁侄儿舒继鼎处找到一份极为重要的材料——1951年，舒宁的母亲为打探儿子下落开具的证明材料。材料中提到：“政府来家搜寻几次，实难藏身，巧化装约同志李开湘、杨浩然、陈长兴、孟觉先，（舒宗楚）又化名为舒宁，于1933年同行到陕北延安后，从此音信全无”。
　　证明材料结尾，共有包括陈长荣在内的四个人署名、按手印，这四个人都是三川乡贤。陈洪亚证实，陈长荣就是陈长新的大哥。
　　舒继鼎认为，这份材料是确认“陈长兴”即陈长新最“硬核”的证据，至于“新”被写成“兴”，可能是两个字发音相近，书写人笔误所致。
　　5月10日上午，因为记者的到访，供职于重庆百货公司的赵晓霞，首次听说爷爷赵正坤与四川通江王坪烈士陵园的神奇交集。在她的记忆中，爷爷生前的节俭似乎不可理喻，刚直耿介近乎偏执，但也有可爱的一面。小时候，她偶尔一次哼唱《红梅赞》，爷爷顿时两眼放光，要她再唱一次，此后，爷孙俩的歌声时常从那间斗室飘出来。
　　五月的山城春光明媚，斑驳的光影里，赵晓霞轻声哼唱起爷爷生前最爱的《红梅赞》。朦胧泪光中，赵晓霞的思绪飘飞到了从未到过的四川通江。她说，自己一定要去一次王坪，到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亲手抚摸一下英烈墙上爷爷“陈长兴”的名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李兴罡钟雨恒陈羽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