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罗地信期绣丝绵袍。

子弹库楚墓帛画《人物御龙图》。

　　

□林赶秋 文/图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自古就荣膺“衣冠上国”的令名，而且民众一直都相信一个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远古的帝王们垂衣拱手，无为而治，迎来了连续的太平盛世。丝麻布帛裁缝的衣裳溜光水滑，可以蔽身，又得美体，一改之前穿动物皮的冷硬与捉襟见肘。
　　所谓“衣裳”，衣是衣，裳是裳，上为衣，下为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大约在春秋之际，出现了另一类新式的服装，号曰“深衣”。上衣、下裳相连，“纯之以采”——用不同色彩的布料镶边；“被体深邃”——把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叫作深衣。《诗经》“麻衣如雪”、唐诗“麻衣右衽皆汉民”里的麻衣便是其中一款。

必须符合“五法” 深衣富含深意形制考究

　　到了战国时期，深衣仍旧延续着“连衣裳而纯之以采”的基本样式。1949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帛画《龙凤人物图》中有女人穿深衣的图像，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帛画《人物御龙图》中有男子穿深衣的描绘，尽管表现的皆为侧面，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边缘用锦做装饰，即“锦为缘”的形制还是一目了然。
　　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国国王及夫人前来朝贺。汉宣帝刘询一高兴，就对他们大加赏赐。此后，他们又屡次来朝，学习“汉衣服制度”，归国后，甚至照搬汉廷礼仪打理宫室，竟遭到了周边其他国家的讪笑。龟兹国民属印欧人种，穿上汉服，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但这个见载于《汉书》正史的文化输出故事，却从侧面反映了汉服的迷人魅力。
　　根据儒家经典《礼记》第三十九篇《深衣》等文献的记载，深衣富含深意，其形制非常考究，必须符合“五法”，即：“规、矩、绳、权、衡”。
　　深衣名义上还是分为上衣、下裳两个部分，以象征阴阳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春夏秋冬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诸如此类，体现了强烈的法天思想。袖口圆，像圆规，取其无私；方曲形的衣领似矩尺，以表示端方；背部中缝似工匠用来取直验曲的绳直抵脚后跟，以表示正直；裳的下摆形似天平秤的秤砣（权），裳底平正似秤杆（衡），以表示公平。袖口幅度如规画之圆，提醒穿着者举手揖让要注意仪容；背缝笔直，衣领方正，提醒穿着者为政时要做到《周易》用来形容大地的“直以方”，这又体现了鲜明的法地思想；下裳像秤砣秤杆，则用以安定平衡穿着者的心志。
　　深衣的长度不能短到露出小腿肚，也不能长得拖地。深衣有“曲裾”，就是将衣襟（衽）接长，形成三角，穿着时将其绕在身后，用带子系结。腰缝的宽度是下摆的一半。袖子腋缝处的高低，以使胳膊运动自如为标准。袖子在手以外的部分，以反折过来刚好到手肘为合度。腰间的大带不能太下以盖住股骨，也不能太上盖住肋骨，适当的位置是在肋骨下、股骨上之处。
　　袖口的镶边，裳的底部镶边，裳的两侧镶边，宽度一致，都是汉尺的一寸半。如果父母、祖父母都健在，深衣用五彩的布帛镶边；如父母双全，深衣用青色的布帛镶边；若是孤儿，深衣的镶边就全用白色的布帛。
　　总之，深衣既可以作为文事的服装，也可以作为武事的服装；既可以作为接待宾客时傧相的装束，也可以作为整训部队时的穿着。这种服饰比较结实，而且花费不多，除祭服、朝服外，就数深衣最为普及和重要了。

花纹繁复鲜艳 马王堆汉墓重现汉服之美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发现一座汉墓。墓中的不腐女尸名叫辛追（公元前217年-公元前168年），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她静静地躺在彩棺之内，尸身上包裹各式衣着约二十层，自头至脚横系九道丝带。俯视之，恰如一个捆扎有序的长粽子。在此之上，还覆盖着两件绵袍。若想一睹她穿着汉服站立的样子，只能在披于内棺表面的彩绘帛画里看到一位拄杖缓行的妇人侧面像。这妇人据说就是辛追，跟她身后的三个侍女一样，也穿着深衣，只不过以辛追的最为华丽。
　　马王堆汉墓随葬器物数量庞大，共千余件。按质料，可分为：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明器等等。其中丝织品包括完整的服饰，在四十件以上；整幅或不成幅的丝帛，约五十多件；其他杂用织物，约二十件。出土数量大，品种多，花纹繁复鲜艳，是我国纺织物考古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发现。
　　这些丝织品中，“纱料质轻而薄，犹如现在的尼龙纱。如一件素纱襌衣，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罗地“信期绣”共19件，含单幅3件、完整衣物10件、残衣袍6件。因绣有同类花纹的香囊等在遣策（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上，均称为“信期绣”。其面料纹饰的主要特点是穗状流云两朵，上面一朵为浅棕红色，下面一朵为朱红、深绿两色。两朵流云周围的卷枝花草，基本为深绿色，间以若干朱红色的叶瓣。信期绣中以这种花纹居多。
　　以一件衣长155厘米、通袖长243厘米的罗地信期绣丝绵袍为例。该袍交领，右开襟，曲裾，内絮丝绵。茶黄色菱纹罗地信期绣面，经纬密度约每平方米120×38根；素绢里，经纬密度约每平方米98×46根，内絮丝绵。缘、襟则用绢。对实物进行模拟剪裁的结果显示，此袍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上衣部分正裁共六片，即身部两片、两袖各两片。六片拼合后，再将腋下缝起，其领口呈琵琶形，袖筒较肥大，下垂呈弧状。下裳部分斜裁共四片，袍缘斜裁，后加缝的袖缘宽度与袖口略等，衣片之间缝合均用平针。
　　此袍为深衣类服装，应即辛追寒天所穿。其“衣样尺寸虽不尽与文献叙述相合，即在同墓这份遗物中，式样也并不一致，但是同属随襟旋绕而下，却大同小异”（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谓“随襟旋绕而下”，指的就是穿着深衣时将曲裾掩到右侧身后；简而言之，即“右衽”。

纺织技艺高超 东汉李冰神像也穿深衣

　　汉人穿汉服，再自然不过了。汉代的神像穿深衣，出土的实物却并不多见。
　　1974年3月3日，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民工，在鱼嘴附近的外江挖出一尊灰白色砂岩雕造石像，石像高2.9米，厚0.46米，肩宽0.96米。其衣襟中间有一行隶书铭文，可隶定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右袍袖上也各有隶书铭文一行，可隶定而后串联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字内填有朱色，但大都已剥落。
　　建宁元年是东汉灵帝在位的第一年，即公元168年。司马迁当年考察都江堰时，此像尚未琢成。琢成之后，也未见任何文献记载，大约面世不久便“折戟沉沙”了吧。
　　石像垂衣拱手，端方庄重。服饰风格是从春秋战国一路沿革而来的深衣，雕凿手法为典型的汉代圆雕，身份则是尹龙长、陈壹这两位“都水掾”（官名，汉置，掌河渠水利等事）模仿战国蜀郡郡守李冰于都江堰上游建立的“三石人”所造的“三神石人”之一，今天普遍称为“李冰石像”。
　　细究起来，该叫作“李冰神像”才更切合雕立时的实际情况。石像底部有一残长18厘米的方榫头，显然原是安放在一底座之方形凹孔内。有起“间离效果”的基座烘托，不一定置于庙宇殿堂之上，但必为高于凡尘之偶像无疑。所谓“神石人”，便是对它最直接而准确的定位。这尊神像的建立绝非偶然的戛戛独造，祂刚好可跟同时期文献《风俗通义》记录的李冰神话山鸣谷应。
　　石像的重现人间，不但再次佐证了《史记》“蜀守冰”事迹的真实可靠，而且还能让我们借此脑补战国三石人的魁伟形态。
　　至于神像身上深衣衣料的原型，应该是就地取材自汉朝“五都”之一成都所产的“蜀布”。当时，蜀郡成都、广汉皆设有“工官”，是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除了金银器、漆器的批量制作之外，布匹、衣物的织造也是强项。
　　张骞出使西域之时，蜀布已出口到了中亚的大夏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它当时的价格如何呢？在我国西北河西地区发现的汉简上记有：“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每匹大约值227钱以上。
　　稯，又写作“總”或“緵”。汉代织品按织作规格有七緵、八緵、九緵、十緵的分类，近似现代织品多少支纱的说法，体现着成本与质量的差异。以布宽二尺二寸计算，若是十緵布，就等于在二尺二寸的幅面上密布着800根麻经。工艺水平之细致高级，可见一斑。
　　河西简文“广汉八稯布”告诉我们，蜀中的纺织业产品在当时已成为优势地方品牌，且可惠及普罗大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