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武则天（三）
陈子昂读书台。
陈子昂读书像。
□谢元鲁
陈子昂对武则天的忠诚贯穿他一生，但在当时，对武则天各项政治措施提出最激烈批评的也是陈子昂。清代陈沆总结说：历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章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陈沆《诗比兴笺》卷3《陈 子 昂 诗笺》）
对武则天时代各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如刑狱、赋役、宗室、兵革、宗教等，都在陈子昂那直言不讳的上疏论谏和慷慨激昂的感遇诗作之中反映出来，引起杜甫“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甫《陈 拾 遗 故宅》）的慨叹。
批评进谏矛头直指武则天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扬州起兵讨武失败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任用酷吏、奖励告密和大肆杀戮的手段。前后五六年中，杀唐宗室及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恐怖政治使得人人自危，严重危害社会安定。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很多人虽心中不满，也只是“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资治通鉴》卷207）。而陈子昂却挺身而出，对武则天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谏阻。他说：“当今之政，大体巳备矣，但刑狱尚急，法纲未宽，恐非当今圣政之要者。”（陈子昂《请措刑科》）
陈子昂在《谏用刑书》中说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冀以惩创，观于天下”，但任用酷吏、奖励告密的作法，不仅滥杀无辜，且后果十分严重：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究，百无一实……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何者？刀笔之吏，寡识大方，断狱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爰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
陈子昂甚至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武则天：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为政，肃理寰区。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且臣闻刑者政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整乱，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万物思泰，陛下乃以末节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为非适变随时之议也。
他劝谏武则天应远离这些“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的小人，取消告密制度，以仁德来治理国家。他对武则天毫不掩饰地批评说：“圣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于刑措，臣伏见陛下务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谏刑书》）又说酷吏“务在急刻，文深网密”，而人主反“谓其奉法”，加以鼓励，这等于说，滥刑的罪魁祸首就是武则天。陈子昂在数篇进谏中都以史为鉴，以西汉江充之祸和隋代丧乱的实例，提醒武则天不应再任用酷吏滥施刑狱，否则最终只能是以王朝的灭亡为代价。
陈子昂不仅对武则天上书，在他的诗歌中，也抨击当时的恐怖政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十二：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瑶台倾巧笑，玉杯殒双蛾。谁见枯城蘖，青青成斧柯！——“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抨击武则天任用酷吏和小人；“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则集中地反映那个亲属相陷、人人自危的恐怖时代。
慷慨直言为世人所称颂
武则天曾多次利用佛教和其他各种谶纬迷信为自己称帝服务。为扶持佛教发展，武则天时期，大量建造庙宇和佛像，耗费民财。仅在洛阳建立天堂供佛，“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正月）对于这种惊人的浪费，陈子昂在《感遇》诗中给予有力抨击：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感遇》十九）
陈子昂在《感遇》诗中也着重揭露了谶纬之学的欺诈：圣人秘元命，惧世乱其真。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先天诚为美，阶乱祸谁因？长城备胡寇，嬴祸发其亲。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感遇》九）
这首诗表面抨击历史上的谶纬迷信，实际是反对武则天利用佛教和其他谶纬迷信为其称帝制造舆论。“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即指天授元年（690年）僧徒法明等编造《大云经》，诡称武则天是弥勒佛降生，应取代李姓为帝一事。这已触及到武则天以女主称帝的舆论核心。
对武则天时代各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如刑狱、赋役、宗室、兵革、宗教等，都在陈子昂那直言不讳的上疏论谏和慷慨激昂的感遇诗作之中反映出来，引起杜甫“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甫《陈拾遗故宅》）的慨叹。所以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这样评价陈子昂：“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其论开间道击吐蕃，既经国之远猷，且当武氏戕杀诸王凶威方烈之日，请抚慰宗室，各使自安，撄其虓怒而不畏，抑陈酷吏滥杀之恶，求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故曰以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对陈子昂的所作所为给予很高评价。
切中时弊献策不被重视
但陈子昂的不断进谏献策，并未受到武则天的重视和采纳。《陈氏别传》记载说：“上数召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又说：“子昂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言多切直”而不见用，“默然不乐”而思退职，显示陈子昂不受重用的处境和心境。但他直言极谏的初衷仍是感激武则天的知遇：臣前蒙天恩召见，恩制赐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进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舍。（《谏刑书》）
既然陈子昂的进谏献策都切中时弊，为什么武则天不采纳他的进言？这是因为陈子昂内心至诚地拥戴武则天，是要实现清明盛世的政治理想，但这个理想是建立在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之上。为此陈子昂提出以“安人”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说：“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谏政理书》）他希望武则天建明堂，兴太学，劝农桑，明冤狱，息淫刑，止干戈，察孝廉，除贪吏。认为只要做到这些，“不出数年之间，将见太平之化也。”（《谏政理书》）但这些主张在武则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言。
武则天很赞赏陈子昂的忠心，她需要一大批真正的拥护者为她称帝做舆论工作，而既有文才又对她忠诚的陈子昂当然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武则天最关切的问题，是严刑以树威、授官以施惠，巩固其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陈子昂的政治理想与武则天的统治需要背道而驰，必然不能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新唐书·陈子昂传》说：“后既称皇帝，改号周。子昂上《周受命颂》以媚悦后，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详切，故奏闻辄罢。”显示在武则天建立大周、登位为帝后，虽然对陈子昂多次的犯颜直谏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但并不会采纳不符合她需要的献策，这一点当时人和后代人都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