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和晖：当杜甫纪录片“出圈” 我们该如何“读懂诗圣”
祁和晖
1981年缪钺（右二）、叶嘉莹（右一）等人在杜甫草堂畅聊。
人物档案
祁和晖，1939年生。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巴蜀文化研究专家。
从事汉唐文学、文艺理论文化学、巴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已近60年，曾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0年，成都杜甫草堂与社会各界科研力量联手，成立了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现四川省杜 甫 学会）。1981年召开首届年会，历史学家缪钺、叶嘉莹等知名学者、诗人都前来参会。当时在西南民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教书的副教授、青年学者祁和晖，负责会务的学术组工作。开四天会，要出两期简报，及时记录大家的学术观点、友谊故事。
40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祁和晖还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杜甫草堂里，有数间平房客舍，可以接待客人住宿。那次开会来了很多老先生，都住在草堂里。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被安排在锦江宾馆，条件要好些。她当时还为未能住在草堂里感到遗憾。”
忆恩师缪钺：“像他的小楷，一丝不苟又温和高雅”
当时，住在草堂里的学者们，晚上不开会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就着花生米、凉菜，喝点小酒，高谈阔论。有一个晚上，月光清明，几个与会青年学者，前往缪钺先生住处清谈。
气氛轻松活跃，年轻学者向缪老自报家门，有人提到一句，“我们都是缪老的学生。”祁和晖对缪先生执弟子之礼甚恭，但她毕竟不是得到缪先生亲授的学生，为了避免冒充之嫌，她赶紧声明：“可惜就我不是缪老直接施教的学生。”让她没想到的是，缪老回了一句，“那我现在就收你为学生。”
祁和晖的夫君、学者谭继和，是缪钺在川大的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谭继和提到，“缪老师非常欣赏祁和晖，多次赞扬她文笔好、口才好。缪老师多次提醒，学历史，一定要注意修炼文笔，文史一定要兼修。他招史学研究生，都希望文笔优秀。”
后来，晚年的缪先生身体不好，有些学术会议不能前往会场，祁和晖成了去他床前给他报告会务情况的弟子之一。
缪钺（1904年-1995年）以文史兼通享誉学术圈。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1980年代以后，同时致力于词学研究。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川大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缪钺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这种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的学术方法，对祁和晖影响甚大，“缪先生文史兼通，他写的学术文章，既是历史论文，也是文学成果，文史完全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缪先生的治学还有一个特点，他将自己的性情，寄托在学问当中。但缪先生也不只是一个书斋型学者，对于社会上的重大发展事件，也会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立论严谨，情怀高远，拳拳之心尽显。”
近距离接触缪先生，让祁和晖一生受益良多。“缪先生外柔内刚，温文尔雅，很难看到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与此同时，治学严谨，毫不含糊。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小楷书法一样，一丝不苟又温和高雅，让人如沐春风。”
祁和晖前往缪先生家中请教，常常会遇到师母沏好茶，放在他身边，“两人都微笑着，老两口相敬如宾的场景，令人感动。”
当杜甫纪录片“出圈”她写论文呼吁国人“读懂诗圣”
杜甫一生，在蜀中流寓最久；杜甫诗篇，亦以在蜀为盛。成都是杜甫的第二故乡。在成都，有非常浓厚的学杜慕杜的学术氛围，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文史学者队伍，祁和晖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已经是四川省杜甫学会副会长的祁和晖，对杜甫一直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成果颇丰，其撰写的《杜甫诗圣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探》《诗圣诗史论》《石本杜诗考述》及历次杜甫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等有关杜诗论文几十篇，在圈内影响深远。尤其是1980年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探》，在杜甫作该诗的时间等方面，有非常新鲜的创见，轰动了当时的杜甫研究学界。
2020年4月，国外推出了一部关于诗歌、文学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也是杜甫第一次被以纪录片的方式，详细地介绍给英文世界。
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在片中这样开篇，“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传统，距今已有3000多年，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古老。”随后，他带领观众游访西安、洛阳、巩义、长沙、成都等杜甫所到之处，以“天地一沙鸥”的想象，完成了对杜甫的一次致敬之旅。
莎剧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爵士在片中朗读英文版杜甫诗歌，深情、准确，让中国读者从另外一种语言，也能感受杜诗的灵魂。
作为国内杜甫研究的一线学者，祁和晖也密切注意到这部纪录片。片中毫不吝啬地用“最伟大的诗人”来形容杜甫，将之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范围，把他同但丁、莎士比亚相比肩，并指出西方没有类似杜甫这样的人物。这一点让祁和晖感到有一种回应的迫切。
“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到‘最伟大的诗人’，再到‘某些方面超越莎翁与荷马的诗人’，英美学界已经出现了认可中国诗圣为‘世界最伟大诗人’的论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读杜甫，这是值得思考的。”于是，她很快写了一篇论文《读懂诗圣与重建中华文化自信》回应此事，被《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四期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祁和晖重点提到两个方面：诗圣杜甫是当代超越文明隔阂、构建文明互鉴的精神使者；诗圣精神、唐代诗家文化正是当代中国重建文化自信的不二资源。
此前关于杜甫的专题片也不少，但却没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在祁和晖看来，主要是视角和品味的问题，“此前很多专题片多是为了照顾旅游资源的开发。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文化视角比较突出。”
中国大诗人那么多为何单单杜甫被称“诗圣”？
公元759年，杜甫踏上后半生漂泊秦陇巴楚的羁旅。杜甫在成都度过4年的时光，是他人生里一段难得安稳的日子。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杜甫的诗词创作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祁和晖说，“用现在的话说，杜甫是大龄‘蓉漂’。48岁的他来到成都之后，整个生活状态焕然一新，他的诗风也一改过去的凄风苦雨，形成了最清丽的一句。”
祁和晖示例如《绝句·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还有一篇《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润物无声”已升华至“道法自然”的哲理境界。
“从杜甫在巴蜀大地上写的诗和写巴蜀大地的诗，到进入巴蜀前，离开巴蜀后，想念巴蜀的诗、怀念巴蜀的诗，不难看出，他对这里的感情相当深厚。巴蜀大地给这位漂泊中的穷困诗人，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正是巴蜀大地滋养了杜甫的诗才，使他在巴乡蜀乡不断形成诗歌创作的高峰，成就了他走向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杜甫不进入巴蜀，他的诗歌造诣，恐怕也不是今天这个面貌。”祁和晖说。
杜甫为何选择来到成都？祁和晖曾仔细研究了杜甫入蜀前后的诗词，提出来五个原因，“一是想来验证安史之乱中，杨国忠提出前往蜀都避难的决定是否正确；二是朝廷提出将四个地区的城市为直辖都城，其中成都被定为南京，但这个名字并没有被保留下来，他想来这里寻找原因；三是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动乱、大饥荒的地方，这一点引发了杜甫的好奇；四是一直传言成都是一个美丽的都城，甚至超过了长安，他想亲眼来看看；五是作为一位诗人，带着‘诗与远方’的情怀，想去陌生的地方看一看。”
中国的诗人千千万，唯有杜甫被称为“诗圣”，这在祁和晖看来，非常耐人寻味，“他不是皇上册封，而是历史筛选的圣人。杜甫不仅仅只是一个‘诗圣’，他的成就早已超越了诗歌的界限，他应当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个文化圣人。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他都体现了中国人最积极的一面，堪称中国道德文化的典范。从诗歌的圣人，文学的圣人，文化的圣人到能力的圣人，杜甫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