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坚守信念: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郑哲敏(资料图)。图据央视新闻
1978年,郑哲敏与科技人员讨论工作。图据中国科学院网站
8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郑哲敏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浙江。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49年和1952年分别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曾先后师从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伟长曾称其“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郑哲敏也不负期望,继承了两位老师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一生倡导并身体力行“做第一流的工作”。
而郑哲敏的学生则说,老师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
郑哲敏出生于商人家庭,其父在山东经营亨得利钟表,他小时候就喜欢拆表拆钟,摆弄各种光学仪器。
在郑企静童年的记忆中,二哥郑哲敏是一个活泼甚至有点淘气的顽童,并非一天到晚死读书,而是兴趣广泛,爱好音乐,最喜欢吹口琴、唱京剧。郑企静记得,父亲曾与郑哲敏聊天,并语重心长嘱咐:“你长大以后不要像我一样做生意,要念书做学问。”他还教导郑哲敏,做人要诚实、实在,要凭实力。在父亲影响下,郑哲敏兄妹一生都刚正不阿,一心向学,并学有所成。
童年,有美好的记忆,也烙下了历史的阴影。抗战期间,郑哲敏一家都生活在频繁轰炸的恐怖中。一次,郑哲敏在路上捡子弹壳,突然遭到一个拿步枪的日本兵的追赶,他吓得一路狂奔逃命。从此,这一幕就成为他经常出现的梦魇。初中填报志愿时,郑哲敏就立下两个志愿:一是当飞行员,打日本鬼子;二是当工程师,实业救国。
1943年,郑哲敏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回迁,郑哲敏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毕业后,他留校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1948年,经四级选拔,获得赴美学习的机会。钱伟长为他写了留学推荐信:“郑哲敏是几个班里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仅天资聪颖、思路开阔、富于创新,而且工作努力,尽职尽责。他已接受了工程科学领域的实际和理论训练。给他几年更高层次的深造,他将成为应用科学领域的出色科学工作者。”
23岁的郑哲敏,背起行囊,负笈留学。他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郑哲敏有机会聆听许多世界著名学者的课程或报告,尤其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很深: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进而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这也成为郑哲敏后来一生坚持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
离美回国之前,恩师钱学森为他送行。他请教:回国后干什么?钱学森说,国家需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
1954年9月26日,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美,途经欧洲,辗转近5个月,于次年回到了阔别6年半的祖国。半个世纪来,总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回来?后悔过吗?”在郑哲敏看来,这不是个问题:“没有想过不回来。这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虽然美国物质生活很好,但感觉像浮萍,没有根的感觉。”
1960年,中科院力学所,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正在进行。科研人员屏息静气,只听“砰”的一声,一块5厘米长宽、几毫米厚的铁板被单发雷管炸成一个小碗。大家欢呼雀跃。所长钱学森兴奋不已,拿着小碗给大家看:“可不要小看这个碗,我们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随之,在中国,一个新兴的专业就此诞生,钱学森起名为“爆炸力学”。其创始人便是钱学森的得意门生郑哲敏。
原来,当时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由于加工工艺落后,火箭里面很多形状特殊的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接到任务后,郑哲敏用爆炸成形的办法,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要求很高的火箭零部件,为中国火箭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爆炸力学结缘,并非他刻意的人生规划。“我从过去走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路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富国强民的愿望。”冥冥之中,郑哲敏与力学似乎也有不解的缘分。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预研,郑哲敏独立地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并应用这个模型对地下核试验当量做出了预报。他还钻研10年,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等一系列问题,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落后状况。出于对爆炸事故和灾害的忧虑,郑哲敏还组织开展了粉尘燃烧和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等研究,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凭借杰出的成果和贡献,郑哲敏登上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但他自己感到“很惶恐”,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完不成”。
“他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郑哲敏的学生白以龙院士说。
求学时,郑哲敏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他的大学老师钱伟长和博士生导师钱学森。
“他们教了我很多科研精神、研究方法和做人的原则,让我终身受益。”即使后来桃李满天下,郑哲敏始终对两位老师心存感激。
“钱学森先生曾对我说,你做这个问题要想到后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小’问题上。”这也成为郑哲敏一生治学的信条。
郑哲敏继承了老师以应用力学为主的方向,他希望力学打开大门,走进更多行业,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传统工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郑哲敏多次到大西北,看到大片黄土或戈壁滩遇到大雨容易形成泥石流,冲毁铁路和房屋。他心里感到不安,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调研,他提出了力学应面向地学的观点,组织开展了环境和灾害流体力学研究。
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灾害力学、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
早在1956年,郑哲敏就作为钱学森的助手参加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1977年至1999年间,他一直是我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主要领导者和制定者之一。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是比别人看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学生兼同事洪友士说。
但郑哲敏生前总是谦逊地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学生眼中,郑哲敏生前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哲敏生前曾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
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