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像

《裴将军诗帖》（局部），唐，颜真卿（南宋刻）。

　　

（四）□祝勇
　　在初唐时代，视界的突然打开，物质生活的丰富，却无法掩盖思想领域的苍白与贫乏。那时，唐诗里已经有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幽美邈远，散文里已经有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奇幻光泽，但李白、杜甫、李贺、杜牧还没有出生，唐诗的崛起还看不出任何预兆。至于思想界，尽管从张说到张九龄，都曾经有过恢复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努力，但“在八世纪中叶发生了‘惊破霓裳羽衣曲’的一幕，直到这一幕落下帷幕，甚至到这个世纪结束，主流的知识与思想世界还是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药方”。

心里守着一个完美的标准

　　直到“安史之乱”后，这一课才被补上，仿佛在炼石，去补那被捅漏的苍天。这时思想界最重要的选手，就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原道》中，韩愈老师讲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他试图为这个充满了世俗享乐的世界找回丢失已久的“道”，“希望在这种超越性的‘道’的基石上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秩序”。这倒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在这个世界里，欲望、自由、世俗快乐，理当受到尊重，但它们并不能没有边界。自由的最佳境界，孔子早就界定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可以“从心所欲”，但人性需要管束，像安禄山这样为了一己私欲而置民于水火，更不能袖手旁观。“礼崩乐坏”时刻，拯救世界的武器，是“道”，是仁、义、道、德，“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在孔子心中的神圣价值。当然，“道”也可以发展成假道学，高调的、空洞的理想主义也同样荼毒生灵，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此处不提。
　　颜真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安禄山，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这个理，就是孔子所说的“道”。道是天，道是地，道是他的命。他的死理、他的原则、他的理想，从不标价出售。他和安禄山不在一个世界里，彼此间“语言不通”。他信仰的“道”，安禄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在“道”面前，安禄山的钱一文不值。
　　表面上，颜真卿的唐代“楷书”是唐代法度的代表，“颜柳欧赵”楷书四家，颜真卿排第一，他的一笔一画，被一代代中国人临摹至今，那是“矩”；实际上，他更为当时的士人提供了精神的范本，那就是“道”。
　　置身这不完美的人间，心里守着一个完美的标准，并一笔一画地把它写出来，这，就是颜真卿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他的楷书，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为颜真卿书的《竹山堂连句》册，结体宽舒伟岸，有丈夫气；用笔丰肥古劲，有力量感。

“向死而生”的人生答卷

　　关于字的肥瘦，笔者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里提到过。颜字的肥，有唐玄宗的提倡，也有老师张旭的影子，但颜真卿的楷书，庄严正大，肥而不腻，一扫虞世南、褚遂良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的娟媚之习，一看就是大唐的气度。有颜真卿出现，大唐美学才真正得以完成。对此，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有精辟论述：
　　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模仿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立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
　　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他们对后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和影响，比前者（李白、张旭）远为巨大。杜诗、颜字、韩文是影响深远，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北宋一样。
　　颜真卿的“道德观”，是这个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在“胎教”时代，就内植于他的血液里了。颜氏一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它的一世祖是孔子的弟子颜回，所以他们一向以儒家思想的正统传人自居。颜氏十三世祖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颜之推，他的《颜氏家训》，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无疑是颜真卿家族的精神传家宝。颜氏一代代子孙谨记着《颜氏家训》教诲，成就了他们在操守与才学方面的惊世表现。
　　因此，一纸《祭侄文稿》，是颜氏家族的集体创作，也是“道”的信奉者的集体创作。他们借颜真卿的手完成了这一纸宣言。王羲之写《兰亭序》，得益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那顿大酒，让他以空净华美的语言，叩问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苏东坡写《寒食帖》，是因为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寒食节的苦雨，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凉，他以一纸诗帖，表达他独立天地间、身陷“无物之阵”的那份孤独与空茫。《祭侄文稿》则是颜真卿“向死而生”的人生答卷，它的最终完成，是颜家老小三十余口用生命换来的。

用行书写就充满“怒色”

　　从书法上看，《祭侄文稿》简直是一个异数。《祭侄文稿》用行书写成，与颜真卿追求的那种均匀方正、平衡协调之美截然不同。颜真卿在楷书里表现出的那种正襟危坐、端庄严谨的气质不见了，好像他头没梳、胡子没刮，一脸怒色毫不掩饰。
　　颜真卿的行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见《争座位帖》宋拓本，此帖与《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并称“颜氏三稿”，它是颜真卿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十一月致定襄王郭英义的信件稿本，内容是争论文武百官在朝廷宴会中的座次问题，然而郭英义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颜真卿在信中说“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其实就是要恢复庙堂的礼仪、法度与尊严。虽只是一通书札，但全篇书法姿态飞扬，在圆劲激越的笔势与文辞中透射出他刚劲耿直、朴实敦厚的人格力量。
　　笔者最喜欢的，是《裴将军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纸本，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刻《忠义堂帖》拓本，颜真卿《裴将军诗》也列入了《全唐诗》第一百五十二卷）。从中虽可看出他与张旭的承继关系，但颜真卿楷书里的那种稳重圆厚的肌肉感是看得出来的。读颜真卿法书，有如观武林高手练功，时静时动，时疾时徐，顿挫中蕴含着气势。
　　但《祭侄文稿》就不同了，在《祭侄文稿》中，笔者看到了以前从颜字中从来不曾看到的速度感，似一支射出的响箭，直奔他选定的目标。虽然《祭侄文稿》不像明末连绵草（以傅山为代表）那样有笔势连绵不断的气势，但笔者感觉颜真卿从提蘸墨起，他的书写就没有停过。《祭侄文稿》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书写完毕，一气呵成的。
　　《故宫的书法风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