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三苏祠。
宋仁宗坐像。
苏东坡像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总会向往远方,但当他历尽沧桑、故乡成为远方,对故乡家园的怀念就会在每个夜晚沉渣泛起,让他热泪纵横。苏东坡爱父母,爱弟弟,爱妻子。只是,当他回忆他们时,他们早已四散分离,甚至已经生死相隔,只有在故乡、在从前的家里,他们才能聚齐。
离家二十年后,不惑之年的苏东坡,在密州给亡妻写下了一首词,这就是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
短松冈。
只有在梦里,苏东坡才能跨过千山万水,回到故乡眉山,回到自己从前的家。他推开门进去,看见自己的妻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在小轩窗下面梳妆。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而自己已然老去,满面尘土,两鬓斑白,即使彼此看见,她也认不出自己了。于是,他们相对无言,只有两行热泪,默然流下。
这首词,无华丽的词藻,无炫目的技巧,无深奥的用典,质朴得完全不需要翻译,但我认为这是苏东坡最令我们感动的一首词,因为词里的感情,至真、至深。
苏东坡对王弗的那份深情,就是对家的深情。
在《江城子》之前,几乎没有人填词来纪念自己老婆的。同样,在苏东坡之前,中国的诗词歌赋,描写田园的不少,描写家园的却不多。或许是因为家太日常、太琐碎,所以不入文人的法眼,而糟糠之妻,更是一点儿也不浪漫,上不了文学的台面。
但在中国文化中,家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往往把结婚说成“成家”,把“成家”与“立业”相提并论,可见“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儒家士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立了天下—国—家—身(个人)之间的序列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个序列中,最核心的环节是家,家是身(个人)与国之间的纽带。有了家,个人才有了具体的容身之所。个人是家的细胞,而家又是国的模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齐家,是对治国的预演。一个人只有通过家,才能跟国发生真正的联系。
那什么是家呢?首先,家是一个房子,包括房子里的一切物质。没有房子,一个人就无家可归。今日国人热衷买房,其实他们心里想的不仅仅是房,而是家。中国房地产热,外国人难以理解。有了房子,对家、家园的理想才有了安顿之所,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其次,家是房子里住着的人,因此它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它的核心是人。没有人的房子只是房子,或者说是不动产,有了人(亲人),房子才成了家。苏东坡记忆里的那个家,有父母、有弟弟,也有王弗,一个也不能少。哪怕王弗已经去世十年,她仍在原处,在原来的窗下坐着,等待着丈夫归来。所以,《江城子》里,王弗始终是在场的。苏东坡的一生,王弗也始终是在场的。
第三,家里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一个集体,通过血缘的纽带彼此联系。血缘比人更抽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存在着,对于一个“家”来说,它是具体的,一家人的相貌、性格、习惯、思维、文化甚至命运都与它有关。血缘是家的本质,但血缘是很难表述的。
古代中国人很聪明,在宝盖头下面加一个“豕”,就清晰地表达了“家”的含义。“豕”就是猪,在商代甲骨文中,“豕”就直接画成猪的形状。所谓的“家”,就是屋檐下面加一头猪(甲骨文中也有把“家”画成屋檐下的两头猪的)。不是号召养猪,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描述血缘的存在。在古人看来,猪是一种能繁衍的动物,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代表血缘的传承。
古代的家都有家谱,现代的家没有家谱了,但一般都有一本相册,记载着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为血缘的传递提供物质的证据。血缘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一代代人串起来,无论他走出多远,那条线都牵着他,该回来的时候他终会循着血缘的线索,如约而返。
当下的中国人,每逢春节都要投身于春运大潮中。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春节必须回到父母身边,但中国人心里装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在这个日子,无论多远都要回到父母身边。因为父母代表着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回到父母所在的那个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是文化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文化的力量比法律的力量还大。法律依靠外在的约束,文化则体现为内在的需求。“父母在,不远游”,说明父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但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可以做到的。在中国人心里,夫妻的家只是“小家”,有父母的家才是“大家”,只有父母在,那条血缘连线才在,血缘的传承才能被看见、被体会、被感动。没有了血缘,一个人被孤立出来,他就不再有家,即使他有再大的房子。
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就是他的家。他的老爸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二十卷。
但笔者以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苏轼、苏辙两位学霸,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礼部考试中,一个考第二,一个考第五。殿试中,宋仁宗亲自主持策问,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成为同科进士,名震京师。连宋仁宗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那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苏氏兄弟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可车载斗量,只不过这一切,老苏洵都看不见了。
苏东坡一生坎坷,所幸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与他生活十年,正是他刚“出道”的十年。苏东坡的率直天真,甚至近乎桀骜不驯的天性,既容易伤人,又容易伤己,王弗的运筹叮咛,让他少受了不少折磨,也给了他许多抚慰。
年少轻狂的日子,苏东坡没出“大事”,主要是因为王弗教育得好。只可惜王弗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上去世。那一年,苏东坡也只有三十岁。
王弗之死,让苏东坡痛摧心肝。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闰之成为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出嫁之前,家中称其“二十七娘”。但她也在四十六岁上溘然长逝,与苏东坡相伴的时光,也只有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是苏东坡在政治旋涡里不断呛水、不断扑腾的二十五年。王闰之二十一岁从家乡眉山来到京城汴京,尔后陪同苏东坡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登州、汴京、杭州、颍州、扬州等地,“身行万里半天下”,与苏东坡不仅同甘,而且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陪伴苏东坡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大危机。
有人诟病,王弗去世刚满三年,苏东坡就娶了她的堂妹,有些不地道。对此,苏东坡解释说: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通义君”,就是王弗;“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尚不到一年,东坡和闰之的婚事便已定下。这样做目的很简单:唯有闰之作为继室,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才不会受到歧视。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闰之对姐姐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三子如一”,皆同己出,以至于苏东坡用“爱出于天”来形容她。《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