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罗汉图》之一日本高台寺本。

　　

□许永强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名扬海外的一代诗僧贯休，终于决定选择蜀地作为生命的最后归宿。
　　这一年，黄巢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兵火连年，战祸惨烈，“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聚成疮痍，男孤女寡，十室九空”“江淮之间，东西十里，扫地尽矣”。这一年，贯休的故交好友韦庄、卢延让在蜀中受到前蜀皇帝王建的重用，发出了“故人多在蜀，不去更何之”的感慨。
　　古稀之年的贯休，带着对命运和时代的切肤之悟，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他从黔中（今湖南怀化）出发，经三峡，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次年初春到达成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壹
孤云野鹤屡被逐

　　贯休俗姓姜，婺州（浙江金华）兰溪登高里人。生逢乱世，7岁家道衰贫，弟妹早逝，被送至兰溪和安寺出家为童侍，请圆贞禅师为师，法名贯休。贯休“幼而颖悟”，天赋得以表现，日读《法华经》千字，过目不忘。诵经之余，习诗古文辞，勤练书法，又雅好吟诗，常与邻院的童侍隔篱论诗，或吟寻偶对，或彼此唱和，有僧见之惊异不已，15岁即诗名远近皆闻。
　　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社会里，即使入佛门也难有清净。唐会昌五年（845年）朝廷强迫僧尼还俗，拆除寺院，销毁经像，史称“会昌法难”。和安寺奉敕拆毁，贯休随师入山潜修。他20岁开坛讲法，年近30到洪州（今江西南昌）游学，除了与地方官员和僧道交游唱和外，都在山林间隐居。48岁那年，黄巢攻兰溪，为避战乱，贯休云游燕、豫、冀、秦之地，并登西岳华山，自称“西岳僧”。花甲之年，至杭州，居灵隐寺。
　　贯休的讽刺诗备受世人推崇。他不拘小节，有一种坦荡刚直的个性气质。这从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可以看出。896年，润州（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刺史钱镠因平定董昌之乱有功，被授予镇东军节度使，钱镠自称吴越王。住在灵隐寺的贯休前往钱府赋诗《献钱尚父》祝贺，诗中有一句：“合座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有统治全国的野心，要求他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才许相见。贯休对其傲慢极为反感，又不满其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愤然道：州难添，诗亦难改。孤云野鹤，何天不成飞？说罢便拂衣而去，离开杭州。
　　65岁时，贯休来到荆南，与贬官至此的诗人吴融交往唱和，结识了荆南节度使成汭。时值成汭寿，贯休写诗贺，却被评为第三名。贯休非常生气。之后，成汭想跟贯休讨教书法要旨，贯休觉得成汭不是那块料，于是语带讥讽地说：“此事须登坛而授，岂可草草！”恼羞成怒的成汭当下把贯休赶出了荆南。
　　两年后，贯休再至荆州，当时的节度使是朱温的亲随牙将高季兴。高季兴经常截留各国贡品，又为获取赏赐而向诸国称臣，反复无常，被称为“高赖子”。贯休有感于时政，作诗《酷吏词》以讽刺高氏，诗中有“蝗乎贼乎”句，惹怒了高季兴，再次被驱离。
　　三度以诗不合而被官员驱逐，在郁悒之时，已是垂暮之年的贯休把眼光投向了无战乱之忧、政治相对稳定的蜀地。以“干戈定秦蜀”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王建，正处于创建前蜀政权过程之中，他礼贤下士，向天下人才伸出了橄榄枝。

贰
蜀中盛世慰晚年

　　贯休的到来，让王建十分高兴，“盛披礼遇，赐赉隆洽”，呼贯休为“得得和尚”。“礼待膝之前席，过秦主待道安之礼，逾赵王迎图澄之仪”，赐紫袈裟，留住成都东禅院，并命新建禅院。历经磨难、年老体弱，漂泊了大半生的贯休在自己古稀之年能受到这样的隆恩厚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在《陈情献蜀皇帝》中写道：“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奈菀幽栖多胜景，巴歈陈贡愧非才。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将自己遇蜀主王建比作郭隗之遇燕王，可见其欣喜之情。
　　王建对贯休敬重有加，时常向他讨教治蜀之策。贯休也频繁得到王建的赏赐。903年，贯休在大慈寺讲经，王建亲临听讲，贯休遂作《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诗以纪其事。
　　907年，王建建立前蜀，封贯休为“大蜀国龙楼待招、明因辨果功德大师、祥驎殿首座、引驾、内供奉、讲唱大师、道门子使选錬校授、文章应制大师、二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左右传真龙华道场对御讲赞大师兼禅月大师食邑八千、赐紫、大沙门”。这一串长达90多字的头衔堪称“冠绝古今”，足见王建礼遇之隆盛。
　　蜀中社会稳定，经济富庶，人民安居乐业，这让饱受战乱、居无定所的贯休受到了强烈震撼——这才是他笔下的美景。他写了《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寿春进祝圣七首》《蜀王入大慈寺听讲》《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五首》等诗，描绘蜀中繁荣富裕、边疆和睦安康的情景。在长达百句的五言律诗《寿春节进》中一派盛世景色：“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称赞大蜀“盛如唐创业，宛胜晋朝仪”“境静消锋镝，田香熟稻縻”“轩顼风重振，皇唐鼎创移”，以此称颂王建“俭德为全德，无思契十思”的治国之道。在《大蜀皇帝寿春节进尧铭舜颂二首》中，更将王建比作尧舜“能当浊世为清世”。在《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中，称誉王建天资忠孝，心地慈善，弘扬佛法，是阿育王再生，在其治理下，蜀地安宁富庶。
　　贯休也并不是一味地歌颂。王建有一天到龙华寺游览，召贯休念新作给他听。此时显宦贵戚都在场，贯休有意要讽刺一下这帮酒囊饭袋，便读了《少年行》三首：“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自拳五色球，迸入他人宅。却捉苍头奴，玉鞭打一百。”“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马上黄金鞍，适来新赌得。”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一无所成，只会吃喝玩乐的贵族子弟，对这些“公子少年”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王建听罢拍案称绝，而贵戚们却如坐针毡，对他恨之入骨。
　　《读杜工部二首》是贯休淹留成都时的作品，他在其二中吟道：“甫也道亦丧，孤身出蜀城。彩毫终不撅，白雪更能轻。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想当年杜甫遭逢安史之乱，避难蜀中，凄惶奔忙，才华与李白相颉颃，命运如相如一样可悲叹。贯休与杜甫，真有遭遇相似，同病相怜之感。
　　前蜀永平元年（911年），成都龙华禅院（后改名金绳院）建成，王建请79岁的贯休担任住持。同年2月，王建到龙华禅院，赐号贯休“禅月大师”，又赐茶、药、彩缎，并请吟诵近作。王建待贯休“曲加存恤，优异殊常”。太子王衍曾奉命请贯休在青城山金华宫为太后、太妃玉容写真。贯休入蜀后，备受恩宠，晚景安适，作《鼓腹曲》：“我昔不幸兮遭百罹，苍苍留我兮到好时。耳闻钟鼓兮生丰肌，白发却黑兮自不知……”
　　永平二年（912年）12月，80岁的贯休圆寂。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古人有言曰：‘地为床兮天为盖，物何小兮物何大。苟惬心兮自欣泰，身与名兮何足赖。’……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俭，可于王城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纸而藏之，慎勿动众而厚葬焉！”但王建下令厚葬，于翌年3月，在离成都不远的丈人山（今青城山）峰下修建贯休塔，勅谧“白莲塔”（今塔不存）。贯休在蜀中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受到蜀主礼遇，目睹蜀中盛世，也算是实现了他“须佐圣明君”的愿望。

叁
画成罗汉惊三界

　　在中国书画名家谱系里，贯休的名字如雷贯耳。贯休工篆、隶、狂草，尤以草书为胜。其狂草属于张旭、怀素一路，但又风格独特，人以其俗姓姜而称其书法为“姜体”。宋《宣和画谱》称其“作字尤奇拙，至草书益胜……有草书《常侍帖》《千文帖》留传。”可惜其书法作品无一件传世至今，实乃书法史之遗憾。
　　好在贯休的绘画还有传世。贯休能作水墨、设色人物及工笔人物肖像，又能以纯淡墨画竹树、黄雀，虽墨为之，如具五彩。虽然存世的作品不多，但是所塑造的罗汉形象，一直未曾有人超越。
　　贯休所绘罗汉，气韵高古，性格奇特，不类常人：“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枯项，黝然若夷撩异类，见者莫不骇瞩。”以高古游丝描作罗汉衣纹，圆劲少顿挫，仍富秀劲古逸之气韵。山石多勾斫，晕染适度。有人问贯休为何以这般画罗汉。贯休说：“梦中所睹尔。”又画释迦十弟子，亦如此类，人皆异之。可见贯休绘画主要是画佛像，而且创作方式很奇特，主要是将梦中看到的形象而形之于笔端。贯休也曾参照自己的长相画过罗汉，《十国春秋》就有这样一段故事：“贯休常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尚缺一，有告曰：‘师之相乃是也。’于是遂为《临水图》以足之。”
　　贯休绘罗汉之异于众人，一是匠心独运的创造性，二是当时西域来华僧人给贯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致，也是为加强作品的神秘感、威慑力，使僧俗见之而生敬畏之心。这些奇特的罗汉画，上至蜀王王建，下至僧俗皆秘重，供养在成都龙华寺、豫章西山云堂院，甚至天旱不雨，还请出罗汉图“祈雨”，乃至“无不应验”。
　　史料记载，贯休自唐广明年间（880年）始画应真像，耗时十余年方完成十六帧，后来携画入蜀。贯休圆寂后，此画被纳入后蜀孟知祥内府。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太宗赵炅下令搜天下书画，成都府知府程羽将贯休“十六罗汉图”进呈，成为宫廷藏画。编撰于北宋的《宣和画谱》记载，御府曾藏有贯休绘佛教人物图30件，其中佛像就占了26件。至南宋时，民间还有贯休罗汉真迹和摹本。到了清代，乾隆下江南，对贯休的十六罗汉画像赞不绝口，命工匠将其刻于石，置于杭州圣因寺，特设“罗汉堂”，并亲笔修改名号，题写赞词，一像一诗。
　　现存世贯休名下的罗汉图不少，但几无可靠真迹，所传作品以日本宫内厅和高台寺所藏绢本“十六罗汉图”最为知名。“十六罗汉图”从绘制到流传和贯休本人的生平一样，颇具传奇色彩。虽然无可靠真迹存世，但是从这些早期临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高超画艺，其创造的“胡貌梵相”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