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展示书稿。张杰摄

《儒藏精华》

巴蜀全书（部分）

“巴蜀全书”之《花间集》校刊稿。

“巴蜀全书”之《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校刊稿。

　　巴蜀山川，地灵人杰。在这块土地上，滋养出众多的文宗大家、经典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巴蜀古代文献多达一万余种，现存五千余种。这些文献典籍涉及面广，是巴蜀文化的载体，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资源。对巴蜀文献进行综合调查研究，一直是历代四川学人的梦想。

编纂《巴蜀全书》 振兴巴蜀文化

　　在历史上，许多学人都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付出过热情和心血，编纂有各类巴蜀文献的总集、全集和丛书等。《汉书·艺文志》载：“‘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这是有史书记载的对巴蜀学者个人全部著述所作的首次汇集。
　　五代时期，成都出现了第一部以汇录巴蜀词人作品为主体的《花间集》。宋代逐渐形成“东坡七集”（苏轼）、“栾城四集”（苏辙）、“鹤山全集”（魏了翁）等个人全集和《三苏大全集》《三苏文类》《成都文类》等文章总集。明代出现杨升庵的《升庵全书》、四川地方文章总集《全蜀艺文志》及其续编，还有巴蜀史料汇编《蜀中广记》（曹学佺）等。清代，李调元辑刻以收录巴蜀稀见文献为主要内容的大型丛书《函海》。近代以来，又编有各类“蜀诗”“蜀词”“蜀文”和“川戏”等选集。这些都为巴蜀文献的编纂、出版做出了重要尝试。
　　但是，这些书籍或局限于个人著述，或局限于家族作品，或局限于单篇文章，并不是对整个巴蜀古文献进行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也没有编成一部卷帙浩繁、具有集成性质的“巴蜀全书”。
　　200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学人再度燃起整理巴蜀乡邦文献的热情，提出“编纂《巴蜀全书》，振兴巴蜀文化”的建议和构想。

巴蜀文献工程 12年出成果220余种

　　《巴蜀全书》编纂工程是对巴蜀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收集和系统整理，特别是要对从先秦迄于晚清民国的历代巴蜀学人撰著或其他作者撰著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进行精心整理研究，予以重新出版。
　　对文宗辈出、人才济济的巴蜀来说，要形成一部系统性的书目，无疑是一个巨大工程。
　　2010年1月，《巴蜀全书》被纳入“全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项目”。同年4月，又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巴蜀全书》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2年10月，该项目又被列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由舒大刚担任首席专家和总编纂。
　　身为《巴蜀全书》总纂，舒大刚此前就曾主撰、主编有《巴蜀文献要览》《蜀学与文献》，对巴蜀各类文献的历史演变、基本类型和重要典籍，已经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述；同时对扬雄的核心价值观、李白的生卒年、“三苏”的经学文献，进行过整理或研究。
　　“在巴蜀文化史上，有许多学人都对巴蜀文献的整理付出了心血和热忱。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更加发展和完善，打造巴蜀文化的《四库全书》。”舒大刚踌躇满志，“如果说从《全宋文》转入《儒藏》，是为了给整个中华文化三大主干补一个空缺，那么编《巴蜀全书》，就是想突出我们所在的巴蜀大地的文化价值。”
　　舒大刚和同事们首先要对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首次全面普查和系统考证，探明巴蜀文献的数量、存佚、传承和收藏情况，以编制《巴蜀文献目录》系列的方式揭示和反映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方便学人和公众读者查询使用。从众多巴蜀文献中，精选出较有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典籍600余种，进行精心的校勘、标点或注释、疏证，深入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和思想内容。然后围绕“蜀学”发展脉络和巴蜀文化历史实际，收集和研究各类散见文献，编成有关儒学、佛学、道教、民族、地理、文学、艺术、科技等内容的专集。
　　整理之后，会进行《巴蜀文献善本》再造。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术发祥地之一，曾经产生和保存过数量众多和价值不菲的珍本善本，“蜀版”书早已成为文献家、版本家刻意收藏的心爱之物。“巴蜀全书”工程会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和现代印刷技术，对现今巴蜀地区保存的100种左右优秀版本进行修复影印和整理研究，以古色古香的线装本模式予以再版。截至2022年3月，该工程已出版阶段性成果220余种。到2021年，已出成果获全国及四川省各类奖励和资助20余项。

蜀学与中原学术相通而异

　　作为国学在巴蜀地区的发展和演变，蜀学的内容也包括三教九流、经史子集，从学术涉及面来讲几乎与国学相当，只是区域小一些、成果少一些。
　　在舒大刚看来，蜀学的特征是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精于易学，盛于文学，而且源远流长，每变益上。
　　与大国学相比，蜀学具有与中原学术相通而异的特点，如讲“三皇”，中原是伏羲、女娲、神农三人皇，巴蜀是天皇、地皇、人皇三才皇；讲“五帝”，中原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帝，巴蜀是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五色帝；讲核心价值观，中原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巴蜀是“道德仁义礼”五德；汉代中原传“五经”，巴蜀传“七经”；唐代中原传“九经”，五代北宋巴蜀传“十三经”。这些观念或现象，既与中原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合，而有巴蜀自己的特色。
　　在文学方面，从汉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到唐代的诗仙李白，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苏轼，名人众多，一直都流传着“巴蜀自古出文宗”的说法。
　　巴蜀文化为何这么优秀？舒大刚分析可能与两个方面有密切关联：其一是地理的原因，巴蜀地处内陆，战乱较少。一旦战乱，有钱有势的世家大族以及一些文人都会往巴蜀迁移，所以深处腹地的巴蜀反而成了一个聚宝盆，吸引着天下人才的到来。第二，文翁化蜀，得风气之先。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天下都没有学校。而文翁首先在成都建学。建好后，汉武帝才向全国推广他的经验。办学校的地方，人才就多，比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这就是得风气之先。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朱翼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