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宝瓶口。张海摄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刻有“蜀守宣”字样。

李冰石像。

蜀守斯离铜鉴铭文。
　　图据西安日报

　　□林赶秋

　　历史，本如云烟，过眼即逝，幸好有图像和文字，可以存其梗概。或深埋于地层之中，或尘封于古卷之内，有时也以漶漫残碑的形式留存在道边路旁，等待着有缘且有心的学者来发掘、释读、复原。比如围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江堰”及其附属建筑“安澜索桥”等、文物“李冰石像”等，便存有诸多未解之谜，尚待考释、普及。有鉴于此，笔者钩沉出土文物，梳理传世文献，试着给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壹
李冰之前那位蜀守是谁？

　　东晋史学巨著《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第一代蜀侯，任命张若为第一代蜀守。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怀疑蜀侯绾有反意，将其诛杀，并取消蜀侯一职，只置蜀守一名。从此，成都由蜀侯蜀守并治时代正式转型为蜀守时代。公元前250年，李冰被秦孝文王任命为蜀守。这一年，也可视为都江堰的始建之年。
　　秦昭襄王所置的这名蜀守是谁？换言之，张若之后、李冰之前是不是还有另一位蜀守呢？史籍失载。幸亏地不爱宝，两千多年过去了，答案终于破土而出、大白于天下。
　　为配合银西高铁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2017年冬季开始，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坡刘村秦咸阳城遗址中发掘两座战国晚期秦贵族墓葬。这两座墓葬均未经盗扰，其中规格稍小的一座为一棺一椁二重葬具，椁室隔出头箱、边箱。边箱内发现大量殉牲动物骨骼，出土遗物共计40余件（组）。另一座墓葬规格较大，包括竖穴墓道和墓室二部分，使用一棺两椁三重葬具。墓道底部放置装有大量殉牲的木箱，椁室内隔出头箱，出土遗物共计155件（组），其中包括一件铜鉴。
　　2019年11月，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该铜鉴腹部的16字铭文，内容为：“十九年蜀守斯离造、工师某臣求乘、工耐”（或释读为：“十九年，蜀守斯离造，工师狢，丞求乘，工耐”）。这种铭文格式是秦昭襄王时代常见的三级职名联署，便于出现质量问题时可以进行层层追责。十九年指秦昭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288年，在这一年内，蜀守斯离督造了这件铜鉴。
　　司马迁《史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可见，秦昭襄王十九年，蜀守是斯离，到二十三年时，他已经离职他任了。而在秦昭襄王三十年，张若却再度成为蜀守。
　　《史记》将张若称为“蜀守若”，将李冰称为“蜀守冰”，与四川青川秦王政九年铜戈刻铭之“蜀守宣”（或释读为“蜀守金”）、四川涪陵（今重庆涪陵）秦始皇廿六年铜戈刻铭之“蜀守武”一样，均是在沿用战国秦制之官称。以此推断，秦昭襄王十九年铭文里的“蜀守斯离”，也该与此类似，斯离只是名，而不是姓斯名离，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所注的那样：“尉，都尉。斯离，名也。”
　　或许因为斯离任蜀守时间太短，名气太小，而张若先后两次任蜀守，且与之有所交叉，所以《史记》《华阳国志》都没有写明“蜀守斯离”，当然也没记载更不知名的“蜀守金”和“蜀守武”。
　　“十九年蜀守斯离”战国铭文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再次佐证成都史学家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贰
安澜索桥始建于何年？

　　成都有一座桥，号称“天下爱情第一桥”，这主要源于一个民间故事：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内，原有一桥连接岷江的两岸。日久失修而桥毁，唯凭舟渡，夏秋江水暴涨，渡客常多覆溺，即便幸而安渡，也要受渡船勒索高价。有塾师何先德，关心人民疾苦，倡议修建竹索桥，并具体参加到了修桥工作。不意在将要完工时，竹索断毁于风雨之夜，官僚们怕何先德揭发弊端，借口是他的过失，将他杀害了。群情激愤，拥护其妻何娘子，继夫遗志，出面负责施工，终于将桥建成。人们为了纪念何先德夫妇，就将建成之桥改名为“夫妻桥”，又叫“何公何母桥”。
　　这桥还有三个文雅的书面名称：“评事桥”“珠浦桥”“安澜桥”。现在很多读物介绍此桥时，几乎都会说：“宋代以前，安澜桥称作珠浦桥。”然而认真查考原始文献可知，这竟是以讹传讹。
　　对此桥最早而明确的记载见于南宋学者魏了翁《永康军评事桥免夫役记》：“岷山之江，至军城之南，其势湍悍：冬涸，则连筏可济；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评事来守此邦，冬仍其旧，夏则为石笼、木栅、竹绳，而属绳于栅，植于笼，跨江而桥焉。民至今赖之，即其官以名桥，示不忘也。”因是大理评事梁楚移知永康军（宋行政区域名，治所在今都江堰市）时所主持修建的，百姓为了感念他，所以便称之为“评事桥”。诗人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年）看见的“如渔人晒网、染家晾彩帛”的“绳桥”，即此。
　　光绪《增修灌县志》曰：“索桥：一名绳桥，治西二里，即古珠浦桥，宋名评事桥。南宋思想家魏了翁《鹤山文集》记载：“淳化元年，安定梁楚以大理评事知永康军时建……久废，设义渡以济往来。国朝嘉庆八年，知县吴升仿旧置建立，长九十丈，高二丈二尺，阔一丈，名安澜桥。”同时期外国人的数据与此略异，如日本学者山川早水《巴蜀》一书所云：“桥长九十六丈多，宽约一丈余。”
　　清代之后，对此桥进行比较详尽介绍的，除了梁思成之外，则出自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茅先生在1973年第1期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介绍五座古桥——珠浦桥、广济桥、洛阳桥、宝带桥及灞桥》的文章，其中说：“珠浦桥何时创建，尚未查得记载，惟知在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时，名‘平事桥’（根据灌县文物保管所1965年‘简介’）……这桥在明末（公元1628年-1643年）与都江堰同时被毁，到清代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方重建，改名为‘安澜桥’。”此处的“平事”显系“评事”之讹。
　　综上可知，安澜桥的前身始建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初名“评事桥”。后称“珠浦桥”，则出处不详，但可初步确定的是，清代之前不见此名。清嘉庆八年（1803年）重建，改叫“安澜桥”。又因其主要材质为竹编绳索，故称“绳桥”“索桥”或“安澜索桥”。
　　索桥“即古珠浦桥，宋名评事桥”，换言之就是：现在的“索桥”即过去的“珠浦桥”，它在宋代则名为“评事桥”。今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为“宋代以前，安澜索桥称作珠浦桥”，又据此说什么“安澜索桥始建于宋代以前”，实属谬误。

叁
无头石像是堰工还是大禹？

　　在“北江堋”（东汉时都江堰的官方名称）旁，东汉官方为了镇水防洪，雕造并树立了大型的“三神石人”，即三尊石质神像，其中一尊出土于1974年，通过辨识其上的铭文，可以将它的身份确定为李冰（既是蜀守，也是蜀神）。
　　1975年，在距李冰像发现处约37米的地点又出土了一尊石人，无头，双手抱锸，后来有专家称之为堰工石像，现与李冰石像共同展陈于都江堰景区伏龙观中。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也是“三神石人”之一。
　　南宋时，金堂境内有一座庙宇，供奉着三尊石像，或许乃是“三神石人”信仰在汉代之后的延续。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三王滩，在金峡，距金堂十里。三王有庙，皆石像，莫知姓氏，或云三王乃夏禹、灌口神及丛帝。”这三者均与治水或灌口（都江堰）有关。由此推定东汉“三神石人”为夏禹、丛帝及李冰（灌口神），似乎有一定依据；那个无头执臿石人，大概即为夏禹，而并非无名堰工。《史记·河渠书》较早将大禹和李冰相提并论，无形中开了后人称赞李冰“功追神禹”的先河。事实上，李冰与大禹二者均以治水闻名，大禹“长于地理脉泉”，李冰能“识察水脉”，都是化水害为水利的超级英雄，皆曾“锁水怪”，均与蜀地有过关联，也都有一个从人到神的升级过程。
　　战国文献《韩非子》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这个关于禹的经典形象在后世有很多图像表达，最著名的莫过于山东武梁祠的一块汉画像石。石上图文并茂，恰如连环画的一页。画中的夏禹，身穿短袍，头戴尖顶草帽，左手上扬，右手持一件直柄的“两刃臿”（此名见东汉文献《说文解字》）。这幅肖像不由让人想起汶川那座大禹的现代雕塑，仍然是右手执臿的形象。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禹，代代相传，亘古不变。
　　与武梁祠画像有所不同的是，1975年出土的这尊石人所抱之臿并非两刃臿，乃是一种凹形臿，虽为石雕，却有金属刃口的线条，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填土中的那柄铁鐅（piě）木臿形似而长度更长。在都江堰内发现这个石人，再次证明了臿是农田水利建设中的重要工具，正如颜师古所说：“臿，所以开渠者也。”端详它，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先民当年“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汉书·沟洫志》）的宏大场面。
　　四川峨眉出土过一尊东汉抱臿石俑，比都江堰这尊小，却有头有冠，而且也是凹形臿。除了这些艺术形象之外，也有不少实物出土。在成都博物馆举办的“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特展”上，有几件“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东汉铁臿，上面均有“蜀郡”“成都”等字样的铭文。可见到了汉代，凹形臿不仅是四川典型而普及的生产工具，而且已向外输出“创汇”。所以，汉代的石雕艺术家将凹形臿嫁接到夏禹的身上，不过是对现实的借鉴和写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