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三诏令》：唯才是举，助曹操统一北方
曹操像
曹操影视形象。
曹操雕像
少年朱棣在抄写《魏武三诏令》。
《山河月明》剧照
历史剧《山河月明》讲述了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成长故事，其中有沙场浴血的战争戏，有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戏，也有朝堂与宫闱的权斗大戏，虽说口碑众口不一，但也热度不减。
剧中有一幕：朱棣得知太子朱标要重用盛庸时，劝阻朱标说，盛庸是个卖主求荣、摇尾乞怜的无耻小人，不宜委以重任。朱标却从书架上取出一套《魏武三诏令》，让四弟朱棣回去抄写50遍，领悟他的用意。
朱标让朱棣抄写的《魏武三诏令》是曹操分别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发布的三道“求贤令”。这三道诏令具体说了什么呢？
壹
选才无论贵贱“唯才是举”
第一道求贤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份诏令颁布之前，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建安十五年诏令颁布之时，西有凉州（州治在今甘肃武威）未平，南有孙刘联军，正如曹操所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这份诏令中，曹操引用孔子的话说，清廉如孟公绰，让他做一个大国的大夫家臣绰绰有余，但要让他做一个小国的大夫，却不能称职。曹操看来，如果只选用清廉之士，齐桓公就不会重用生活奢华的管仲，也就谈不上什么霸业了。贤才不是足不出户就能从天而降的，而是要放下身段去寻访求得的。现在世上还有出身贫寒、衣着简陋的姜太公，或与嫂私通、接受贿赂的陈平在等着良主知遇吗？曹操的求贤标准很明确，无论声名是否低贱，都要“唯才是举”。这与汉代以来“举孝廉”，注重清誉名流的选才标准大不一样。
第一份求贤令发布后，两年之内，曹操逐马超、破韩遂、斩宋建，基本平定凉州，又杀伏后、复九州、建魏国、称魏公，看似风光无限，其实高处不胜寒。
到了建安十九年冬，曹操对孙权用兵无功而返，此时刘备已得益州，曹操要赶在刘备之前拿下张鲁占据的汉中。在这种局势下，曹操颁布了第二道求才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在这道令中，曹操继续以“盗嫂受贿”的陈平为例，称陈平能帮助刘邦建立大汉，言而无信的苏秦能救济弱小的燕国，说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不能因为人的品行有短处，就弃才不用，官府要重用有才之人，不要有所遗漏。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秋，曹操已是魏王，虽名为王，实际与皇帝没什么差别。此时他发布第三道诏令说：“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发这道求贤令时，曹操虽已收服张鲁，但有失去汉中的趋势。此时刘备、关羽占据益、荆两州，东线曹操与孙权相持在合肥一线，三国鼎立的局面已初现雏形。
此时曹操年事已高，他要与上天争时间，更要与孙、刘争人才。在第三道诏令中，他以伊挚、傅说、管仲、吴起、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八位有污点的谋臣武将为例，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便出身低贱，即便曾经是敌人，即便身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为“我”所用。
就如同《山河月明》中朱棣说的那样，这三道诏令，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唯才是举，不论德行。”不过剧中的少年朱棣并不赞同这一做法，他认为“君子无才，远胜小人”。以“仁孝”为基石，崇尚“以德治国”的儒家社会，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批评不绝，但帝王家真正奉行的却是“不论德行，为我所用”。盛庸得到朱标提拔，后来在靖难之役，他和铁铉站在了朱棣的对立面，成为朱标儿子建文帝的维护者。
贰
提拔人才并非不讲德行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曹操伤风败俗，一人毁掉了东汉数代皇帝树立的“风俗之美”：“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清代著名学者何焯则将曹操类比为“罗致屏弃不齿之人”“使为己用”的王莽，骂他们是“篡贼所求，往往必于其类”。“所得者不过从乱如归之徒，虽取济一时，东汉二百年之善俗俄焉尽矣。由此篡乱相循，神州左祍，岂非中国礼教信义为（曹）操所斲（zhuó）丧而然耶？”
清代诗人周寿昌认为“魏武此令，专务狡诈”，所以华歆、王朗这样的小人得到重用，而管宁等品德高洁之士隐世不出，最终魏国“立国甫及二世，而废篡相寻，旋即亡灭”，与曹操用人“不讲武德”有关。
这些近代大家对曹操“唯才是举”的基本看法，代表了正统主流的儒家观点。不过，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否就真的不讲德行？言而无信、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人，真的能得到曹魏重用吗？史实告诉我们，这还真不能一概而论。如建安十五年春发布了第一道“求贤令”，当年初曹丞相府上招聘了“丞相征事”二人，得以录用的是邴原、王烈。论品德操守，这二人与管宁齐名，王烈之名甚至在管宁之上。
曹操属下掌管人事的是毛玠和崔琰，《和洽传》称：“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又据《毛玠传》，“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先贤行状》又称毛玠：“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是因为形势所迫，非常之举，而并非他不注重人的德行。在《魏武帝论吏士行能令》中，曹操认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群雄割据之时，不能因为德行不足就不赏有功的军吏，也不能只看德行就奖赏无功之臣、不战之士。
德行，特别是在察举制穷途末路的汉末，已经成为空洞的虚名。“孝廉”不孝不廉，却可以被操控、作伪，成为门阀士族权力交换的工具。
建安十年（205年）时，曹操曾下令在冀州“整齐风俗”：“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无兄之人背盗嫂污名，娶孤女的人被冤枉打岳父，专权的奸臣被称颂为忠臣，忠义之人却被斥为邪道，“以白为黑”的社会，怎么让曹操相信一个人的品德虚名？
三道诏令中都提及的陈平，不就背负着“盗嫂”的污名吗？曹操不避污名，选拔微贱有才之人，还有提携寒门、打击士族的重大意义。只是曹操之后，曹丕采纳士族代表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相当于延续了两汉的察举取士，以家世和德行定品级，又巩固了士族的利益，造成“德优能少”，才是真正流弊后世，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