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清劲的黄庭坚：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一）
黄庭坚像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
直隶总督署牌坊上镌刻的“公生明”三字，出自黄庭坚的手笔。
黄庭坚雕像
□ 祝勇
二十多年前，笔者和散文家彭程、凸凹一起开车去河北保定，先去莲池书院，再去直隶总督署。那是中国保存完整的一所清代省级衙署，它有着黑色三开间大门，坐北朝南，位于一米高的台阶上。大门上方正中悬一匾额，上书“直隶总督部院”。过仪门，一座四柱三顶的木牌坊赫然在目，正面镌刻有“公生明”三字，出自黄庭坚的手笔。
手书箴言为宋代政府“标配”
那是笔者第一次在书册之外见到黄庭坚的笔迹，牌坊的背面（北面），黄庭坚书写的十六个字赫然在目：
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
那时笔者二十多岁，见短识浅，看见衙署里写着这样的为官警训，感到意外和震惊，心想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居然有人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那时还不知道，这条语录到底是谁说的，后来读《蜀梼杌》，才知道这番话的版权所有人，是五代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原文共二十四句，一般人背不下来，这里也就不引用了。宋统一中国后，宋太宗看中了其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觉得“词简理尽”，有标语口号的感染力，于是作为《戒石铭》颁布天下。所以各地衙门，都镌刻下这四句话。笔者在直隶总督署见到的那座木牌坊，被称为“戒石坊”，想必是出自《戒石铭》。
很多年后，闲览《水浒传》，读到第八回，写林冲受高俅陷害，被押至开封府推问勘理。施耐庵对府衙威仪有一段描写：
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
笔者骤然想起，官衙里这“戒石上刻御制四行”，其实就是《戒石铭》。只是这《戒石铭》里的具体文字，第八回没有提，到第六十二回才有说明，可见作者的心思缜密，前面埋下的伏笔，在后面一定不会忘掉。
在第六十二回里，写管家李固与主母勾搭，将卢俊义告发，打入大牢，去找押牢节级蔡福，双方有段对话，道出了这“戒石”的内容：
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
这证明了戒石上所刻内容正是《戒石铭》。可见《戒石铭》的十六字箴言，在英雄驰骋的水浒年代，已经是宋代各级政府（衙门）的“标配”。
能见到的最早《戒石铭》手迹
宋太宗时代的《戒石铭》，我们已见不到实物。既没有纸本墨迹，也没有拓本、碑刻，自然也无法知道谁是它的书写者。
宋太宗热爱书法，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就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刻印完成的。或许，他下令颁布各地衙门的《戒石铭》，正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到宋哲宗时，也曾“书《戒石铭》赐郡国”，这事记在《贵耳集》里，只是宋哲宗的《戒石铭》真迹，今天也看不到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手迹，就是黄庭坚的手迹。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黄庭坚在太和（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任知县时写下的。那一年，黄庭坚三十八岁。
清代徐名世删补《宋黄文节公年谱》按语中有这样的话：
按郡县戒石自唐以来有之，但只有石无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内“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语，镌以自警。
意思是，黄庭坚任太和县令，亲笔把孟昶这四句名言（《戒石铭》）写下来，勒刻于石，用来自警。按他的意思，身为太和县令，黄庭坚手书《戒石铭》，是用来自律的，是否与皇帝的旨意有关，没有说。当时的《戒石铭》刻碑被立在快阁里，但这“原版”的《戒石铭》碑，已在岁月中遗失，后世看到的，只是它的拓本。
那时的黄庭坚，学颜而近柳，用笔清劲，但字字独立，显得有些呆板，缺乏韵律感，距离他的成熟期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还投放在政治上，与王朝政治比起来，书法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戒石铭》再次流行，是南宋初年。笔者从《泰和县志》里查到，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朝廷向郡县颁布黄庭坚《戒石铭》摹本，把这“十六字方针”作为各地官员的“座右铭”。据说宋高宗赵构亲自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石铭》，再颁布各地，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宋高宗在诏书中郑重其事地说：
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今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
读张岱《夜航船》，也读到过这样的话：“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牙州县，令刻石。”这些南宋时代的《戒石铭》刻石，我们今天也只能见到两件原物：一件在湖南道州，一件在广西梧州。它们应当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戒石铭》碑刻原物了。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
宋朝灭亡了，这四句颁行官场的豪言壮语却留了下来。到明代，各级政府依然“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
到清代，翻刻《戒石铭》的传统依然延续，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承载着官方的意志被传达到各级政府，嘉庆皇帝甚至亲作《题戒石铭》诗予以强调。这就是笔者在保定的清代直隶总督署的“戒石坊”上，看到《戒石铭》的原因。
黄庭坚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到达吉州太和县的。此前八年，黄庭坚一直在北京（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任国子监教授。根据宋制，国子监教授任满后，他本该被荐为著作郎，加上他得到老臣文彦博的赏识，仕途人生本该顺风顺水，却被“发配”到赣江中游的太和县。这命运的急转弯，完全因为他受到了一个人的连累，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一直想结识苏东坡，这一点很像杜甫之于李白。杜甫是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李白的，那时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寂寂无名。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名声也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官位还是诗名，苏东坡都在黄庭坚之上，令黄庭坚“鞭长莫及”。黄庭坚主动与苏东坡联系，又怕有“攀附”之嫌。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月，黄庭坚终于鼓起勇气，给正知徐州的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他在信里说，“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意思是心相亲，隔千里也不算远；情相异，就是屋相连也老死不相往来。九月里，和秋风一起到来的，是苏东坡回信，及《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苏东坡与黄庭坚终生不渝的友谊，自这一天开始。
可以说，黄庭坚是在一个无比敏感和艰难的时刻，向苏东坡伸出橄榄枝的。此时正春风得意的，不是苏东坡这些“旧党”，而是朝廷中的“新党”。所以黄庭坚与苏东坡交好，绝不是政治投机，而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艺术上的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