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像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卷跋》北宋黄庭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祝勇

　　笔者在《欧阳修的醉与醒》中讲到过宋代的“贬谪文化”，其实在宋代还存在着一种“官场文化”，或者叫“官僚文化”。有官僚，才有官僚文化。宋朝建立之初，曾经广授官职，目的是分化宰相权力，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此外，宋代不断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自太宗即位至天禧三年（976年—1019年）四十多年间所取进士比整个唐代所取进士名额还多。这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机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造就了“人类群星”在仁宗一朝熠熠生辉，但也使得文官队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处于盘根错节的变革时代

　　大大小小的权力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把相当多饱读诗书、深知春秋大义的官员吸附过来。权力的“糖衣炮弹”，一点点蚕食着他们的理想，强化着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雷打不动的利益阶层，谁想打破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发起集团攻击，而且有人“递刀”，有人“杀人”，有人“站岗放哨”，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精锐部队。或者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纵横连动的“黑社会”。
　　这足以让所有激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梦想打水漂。
　　当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做谏官，范仲淹上疏的第一条就是裁抑冗滥，为官场“瘦身”；他还上疏《百官图》，矛头直指任人唯亲的宰相吕夷简。他发起“庆历新政”，矛头所指，就是职业型官僚。
　　但他反而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他的新政也随之夭折。宋神宗即位时虽只有十九岁，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改革的负责感、使命感不可遏制，更何况，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王安石横空出世。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入朝，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高呼：“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他一手打击腐败、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手推出富国、强兵、取士之法。
　　所谓“新党”，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变法本无不好，尤其对于“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治平”为宋英宗的年号）的北宋王朝更是必要。然而，新法的战车隆隆开动，不仅急躁冒进，而且党同伐异，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样的荒腔走板，使得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旧党”人物对这场改革保持了警觉，纷纷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上。
　　王安石要改革吏治，反对任人唯亲，却通过任人唯亲的手段，达到反对任人唯亲的目的。王安石的偏执，对苏东坡这些“道学型”“理想型”官员的力量形成了打击，却助长了吕惠卿、曾布这些“职业官僚”的势力，让那些唯唯诺诺、唯利是图的官员有了往上爬的机会。除了王安石本人，他身边那班“重臣”，后来几乎全都进了《宋史》的《奸臣传》。
　　苏东坡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这样的激愤之语，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说的，意思是一个人自从有文化，他的忧患也就开始了，所以不要那么有文化，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以卵击石，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他从徐州去湖州任知州，到达只三个月（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乌台诗案”事发，苏东坡被囚入御史台监狱，一百三十天后幸存一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官职。

奇倔瘦硬之风贯注书法中

　　黄庭坚和苏东坡一起反对王安石，他们的命运也就别无二致。因为给苏东坡的那封信，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本该被荐为著作郎的他，也失去了“远大前程”，被贬去了山高水远的太和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
　　黄庭坚虽只是一个小知县，七品芝麻官，和王安石的官级天差地远，但他比王安石更接地气，更知道基层社会这个神经末梢的苦乐痛痒。其实王安石变法前，也是做过基层调研的，派遣苏辙、程颢等八人至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但由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来自苏辙、程颢等人的反对声音对他就起不到丝毫作用了。
　　元丰年间，王安石已经下野，但变法的政治效应依然在发酵。比如王安石极力推行的食盐专卖，禁止民间买卖食盐，百姓必须定量购买官盐，反而肥了官府，让百姓吃不到盐。官府哄抬价格，短斤少两，掺杂使假，坑蒙拐骗，俨然成了奸商，令民众苦不堪言。意在改革弊政的王安石变法，此时已变成了最大的弊政。在太和县任上，黄庭坚一口气写了十二首纪行诗，假若王安石能够看到这些诗，一定感到无比尴尬。诗中写：
　　苦辞王赋迟，户户无积藏。
　　民病我亦病，呻吟达五更。
　　诗可以怨，那时没有社会评论，没有报纸社论，诗就成了士人批判社会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黄庭坚的确继承了杜甫的传统。黄庭坚诗歌境界很高，创江西诗派，但后人总把杜甫作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源流，这种奇倔瘦硬的诗歌风格，也一点点贯注到他的书法笔墨中。
　　无独有偶，苏东坡也写过许多相同题材的诗，无情地批判官盐专卖制度：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诗中描述一位老翁，腰插镰刀，到山中挖笋，却为自己吃不出春笋的鲜美而深感惭愧。他可不是孔子，因为听了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只是他已经三个月无盐可吃罢了。

新法被废后与苏轼会于京城

　　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王安石，是出于为百姓争福利的目的开始变法的，而变法的反对派苏东坡、黄庭坚，同样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这说明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变法的手段上。在“道学型”士大夫眼中，“士”来自“民”，就理所应当成为“民”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宋代是“儒家统治的时代”，而儒家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之道”。王安石说：“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所说的“天下”，民众是最基本的构成元素。
　　如是说来，科举录取机会的不断增加，对宋代政治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让更多的士人进入朝廷，“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群众大声呐喊，成为“道学型”士大夫；另一方面，它也让“职业官僚”大量涌入政府，一步步沦为不顾百姓疾苦、只求个人利益的贪官狗官。
　　宋朝不论是颁布《戒石铭》，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变法，皇帝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就是整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让王朝政治得以平稳运行。但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充满“善意”，宋代的王朝政治仍一直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一点在宋仁宗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宋仁宗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但他性格犹疑不定，决定了在决策上边走边看，导致王朝政治晃晃悠悠。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身子骨又不好，无力发动改革。再往下是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把接力棒传给宋哲宗。宋哲宗登基时只有十岁，屁事不懂，事事要由太皇太后决定，太皇太后不喜欢王安石，索性来了个政策大转弯，废黜了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新党”全部被扫地出门，“旧党”分子司马光、吕公著被任命为宰相，这件事发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吕公著向朝廷举荐，应当重用的人事名单中，苏轼和苏辙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他们的举荐下，苏东坡结束了在黄州的贬谪生活，出知登州，继而被召入京，回到了“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汴京，任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正三品，开始了“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岁月。黄庭坚也结束了太和县令生涯，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在春天的汴京城，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苏东坡。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