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

《野望》

　　乡村题材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富矿，今天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北方乡村正在发生什么？书写新时代新乡土，对身处的时代和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作出热烈回应，是摆在当下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题目。2022年6月，70后实力作家、《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得到高度关注。小说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作者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写出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日常生活的种种波折和起伏，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整个小说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如完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可以说，这部小说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现代书写中，也焕发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光彩。

付秀莹作为
芳村的女儿在写作

　　2022年12月26日上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研讨会在线上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以及张清华、何平、王春林、杨庆祥等十余位文学评论、出版专家讨论分析了这部小说。
　　在李敬泽看来，付秀莹的《陌上》《他乡》《野望》可以构成“乡土写作三部曲”，“自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付秀莹这里，在这一两年来其他作家关于乡土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李敬泽还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何平的观察从代际角度入手。他说，70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的起点，持续写乡村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写行进中的中国乡村？《野望》不只是作为付秀莹个人写作史上完成度特别高、审美价值特别高的小说，它也是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有提问能力的小说。此外，付秀莹写乡村振兴，乡村是她个人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付秀莹写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面写的，他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
　　阎晶明则从时间和空间、静和动、变和不变、叙事和抒情等方面对《野望》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他认为，芳村在付秀莹的笔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像故乡一样的地方，“在《野望》里，不变的恰是芳村这个地方，但是生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时代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改变。可能不是那种巨变，但她确实写出了人性和生活当中的变化，包括大学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时代在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气息上的变化，写得很生动。”

给当代文学史
提供新的文学地理空间

　　“晌午的阳光金箔一般，薄薄铺了满院子。天是湛蓝的，云彩东一块西一块，缓缓浮动着浮动着，乍一看像鱼鳞，再一看又像是棉絮，一眨眼，却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袖子，飘飘摇摇飞远了。院墙底下的砖缝里，有一丛野蒿子，早已经枯败了，经了秋冬的风雪，变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颜色分不清你我。翠台伸出脚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种子却纷纷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芳村这地方，野蒿子最是平常。人家院子里，墙头上，瓦楞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田野里就更多了，田间地头，乡野小道，河套岸边，村里村外，这种野蒿子遍地生长。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腊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小说中，对于农村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带有清新自然的风格，读来很有美感。
　　杨庆祥注意到，付秀莹通过“乡村三部曲”（《陌上》《他乡》《野望》），已经建立起一个文学上的芳村原点，“这个原点不仅仅对付秀莹的写作构成重要的意义，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此外，付秀莹关注芳村日常生活细微的、恒常的变化，非常具体、非常丰富。我觉得她最懂的是农村里的人情世故，最懂农村尤其以女性为主导的伦理关系，包括妯娌关系、连襟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整个中国农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普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像潜流一样，但实际上又决定农村的整个结构，中国乡村世界内部的肌理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付秀莹把这个关系写活了。”
　　在芳村叙事当中，小说一方面写出当代乡村在自身文化传统的作用之下形成的稳定结构，同时又写出乡村与时代的互动关系，“《野望》看上去是写一种循环性的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日常生活中蕴含非常丰富的变的因素。小说写了一批生活在外的芳村儿女，他们开始返乡创业，这种出走归来的模式极大地颠覆了芳村老一代人通过上学远离土地和乡村的传统观念，大批青年返乡成为芳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芳村融入时代的一个积极信号。他们的回归使芳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结构，成为推动芳村走向现代的新鲜力量。”评论家崔庆蕾说。

翠台是承上启下的
70后乡村人物代表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对于一个长篇小说来说非常重要。张清华提到小说里的主角翠台是承上启下的70后乡村人物的代表，“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她的内心留守乡村的很多旧传统，但是她有一点文化，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新观念，她有相对清贫的生活和忍辱负重的性格，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乡村母亲的形象，她是朴素的，但并不高尚，也有小女人的私心，但她总体上是厚道质朴的，也有与时俱进的可能，对新事物可以接受。她是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守护乡村社会最后的伦理、道义、观念、风俗的底线，所以她也是一个很成功很感人的艺术形象。”
　　作为被研讨的对象主角，付秀莹本人对主办方和各位专家在文学理论上的指导和归纳、见解上的梳理和发现，表示了由衷感谢，“特别感动大家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激励。面对纷乱嘈杂的外部世界，更需要内心世界的宁静、安详，什么能给我们宁静、安详？对我来讲就是写作，感慨在这样一个寒冬，各位专家老师给我这么多宝贵的意见、指导、建议、教诲，就像寒冬里的火焰照亮我的内心世界。我铭记在心。”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