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与“嘉定四谏”的患难之交
□唐长寿
杨升庵塑像 蓬州闲士 摄
“嘉定四谏”为明嘉定州(乐山)籍的四位进士——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明史·彭汝实传》载:“彭汝实“与启充及徐文华、安磐皆同里,时称‘嘉定四谏’”。四人志同道合,结为挚友。”同治《嘉定府志》载:“文华与同里都给事安磐、侍御史程启充、给事中彭汝实为友,一时论蜀中人物，四子称首。”
杨升庵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晚于“嘉定四谏”中的安、徐、程三人而早于彭汝实入仕。
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刚即位便在追尊其已故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一事上与廷臣们产生了矛盾，其后双方争执不下，历史上把此次事件称作“大礼议”事件。在此事件及其后的朝议中,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与杨升庵均遭贬谪,由此结下患难之交。《明史·世宗本纪》载:“嘉靖三年甲辰秋七月戊寅,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辛卯,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于廷。原死,慎等戍谪有差。”可知安磐是与杨慎同时受杖遭受贬谪,故两人患难之情更甚他人。
其后,杨升庵经历了35年的谪戍生涯,其间“往复滇云十四回”,多次途经嘉定州,与“嘉定四谏”诗酒唱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杨升庵京师就读
结识“嘉定四谏”
“嘉定四谏”四人在《明史》中均有传:
安磐，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年间历任吏、兵二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在朝屡进直言,世宗“大礼议”事件中,“以率众伏阙再受杖,除名为民。”
徐文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贵州,苗乱,“偕巡抚讨之,破寨六百三十”。在朝时,力谏冗官、冗兵、冗费之弊。“嘉靖二年(1523年)举治行卓异,入为大理右少卿,寻转左。时方议兴献帝大礼,文华数偕诸大臣力争。明年七月复倡廷臣伏阙哭谏,坐停俸四月。”
程启充，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任三原知县,后入朝任监察御史。首言嬖幸子弟家人有买功、冒功、寄名、并功之弊,又极陈冗官、冗兵、冗费之弊。制止“冒支(超额领取)”国库储粮等事,为佞臣忌恨诬告。
彭汝实，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授南京吏科给事中。
杨升庵与“嘉定四谏”的交往,早在“大礼议”事件前。据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正德元年(1506年)丙寅,与同乡士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宇、程启充为丽泽会。”“丽泽会”取名当因南宋吕祖谦所编的以唐诗为主的诗选《丽泽集诗》之故。因此,“丽泽会”实际上是一个民间诗会团体。丽泽会的程启充就是“嘉定四谏”之一。年仅19岁的杨升庵在京师就读时,就开始了与“嘉定四谏”君子们的交往。
简绍芳“杨慎年谱”又载:正德十年(1515年)“冬十二月北上,舟至嘉定黄阁扁,几危而得济,遂与布政伍公符邻舟,唱和下江陵。”“黄阁扁”即黄角窝,为岷江险滩之一,位于嘉定州犍为县境内,与有“蜀江第一”的著名险滩蟇颐滩相接。
“大礼议”事件后
5人结成患难之交
杨升庵与“嘉定四谏”的友谊,主要还是在“大礼议”事件后结成的患难之交,相关诗文也均是杨升庵此后与“嘉定四谏”交往之中所作。
嘉靖三年（1524年）,杨升庵谪戍南下,路过南京,见到彭汝实,作《答彭子充》诗:“异县悲南国,同车感北风。霜清淮浦阔,木落楚江空。危坂难回马,炎方少去鸿。望归天共远,惜别岁将穷。海曲飞鸣隔,山梁饮啄同。从军古云乐,况复九夷通。”
交深志同,共悲远谪,强为慰藉。彭汝实其后以亲老上书请外放,改任近地教职,却被诬告夺职还乡,结庐于家乡,教授后学,也得以在以后的时间与杨升庵交往。
嘉靖六年(1527年),徐文华因受山西李福达案牵连,被强加以“阿附御史杀人之罪”下狱,发配辽阳。程启充也因李福达案充军极边,先后在辽阳、锦州谪边十年。杨慎作《寄徐用先程以道》诗寄徐文华和程启充:“轩辕台畔雪霜寒,阴碛茫茫万里宽。梦绕卢龙明月易,书随鸿雁朔风难。天涯好在崔亭伯,海上终还管幼安。应念瘴乡孤戍者,自将形影吊衰残。”
嘉靖十六年(1537年),徐文华遇大赦归嘉州故籍,杨升庵作《送徐用先归嘉州》诗,庆贺徐文华返归故乡：“璧津春水生，波浪动江城。岷岭秋芳落，清音满兰若。亦知江湖忧，不废登临乐。迢迢结桂枝，望望阻相思。”不料徐文华在归途中行至静海(今属天津)病故,是“嘉定四谏”中去世的第一位挚友。杨升庵闻讯作《哭徐用先》诗悼之:“子卿还绝漠,贾谊返长沙。共喜天才定,俄惊日已斜。颓峰萦九折,逝水绕三巴。挂剑应无地,飞蓬惨泪笳。”将徐文华比作苏武和贾谊,追思昔游,不可再得,悲痛尤深。
同年,程启充遇赦后返归故里嘉定州闲居。
嘉靖十七年(1538年),杨升庵经嘉州,在安磐家作客,作《安公石馆赏并蒂莲得井字》一诗:“何处同心花,移根七仙井。日彩曜联华,风漪漾双影。金塘宛虹欹,翠盎沉霞静。已近交疏窗,复接参差荇。露饮对璧人,凉飔失炎景。南游迟采芳,相思岁将冷。”
同年,安磐陪同杨升庵等三人游峨眉山,循宋人范成大登山路线直上金顶。杨升庵此行作诗多首,现存《归云寺》《神水》《歌凤台》《呼应庵》《峰顶》等8首。安磐作有同名诗3首,分别为《归云阁》(即归云寺)《峰顶》《歌凤台》。不妨将两人的《归云阁》作一对照：
杨升庵《归云寺》
云从石上起,泉从石下落。
多少爱山人,长啸倚山阁。
安磐《归云阁》
山腰飞鸟回,树杪泉声落。
寻幽醉不归,更上归云阁。
显然,安磐之诗为和杨升庵同名诗作。其后,杨升庵离开嘉州顺岷江南下。民国《犍为县志·杂记》载:安磐“又尝与杨慎等游览犍为山川,书孝女岩三大字,命工刻之。”嘉庆《犍为县志》载:“孝女岩。石刻三大字,明州人安磐书。”
当时，安磐陪同杨慎到了犍为,并同到孝女渡凭吊了汉代孝女叔先雄祠,杨慎在孝女渡作《孝津行》长歌,安磐则书孝女岩三字刻石,各以不同的方式凭吊孝女叔先雄。
其后,杨升庵作《雨夕梦安公石张习之觉而有述因寄》诗，其中的“窜逐他时并,羁怀此夕长。欢娱渐迢递,晤语落冥茫”“夙昔交游日,峥嵘翰墨场。金兰通气味,桑梓借徽芳”,表达了他与安磐深厚的情谊。
嘉靖十八年(1539年),安磐在嘉定州故乡去世,是“嘉定四谏”中去世的第二位难友。杨升庵痛惜之极,为故友作《存处绝句》，意犹未尽,长歌当哭,再作《哭安公石》长诗以祭之。其后,杨升庵特为之撰书《明故吏科给事中西坪安公墓铭》，以“五鹿折角,孤凤高骞”赞其才品;以“兰萎茅拔,龙蛰孰甄”叹其命运。
写诗唱和表达深厚友谊
及人生志向
嘉靖十九年(1540年),杨升庵由新都至贵州,途中行至嘉州,与彭汝实、程启充相会,作《首
夏送东城邵园饯彭子充给谏
得送字》一诗，又作《留别
彭子冲程以道兼寄余懋昭》，与彭、程二友可谓
惺惺相惜。
嘉靖二十年(1541
年)十月二十日,杨升庵与程启充等人同游凌云山。
李子安使蜀,巡抚刘大谟,巡按谢瑜、程启充等赋诗唱和,其诗汇编成册。杨升庵应邀“篆题”以清音、竞秀二亭名名卷,作《清音竞秀诗卷序》:“蟠峰李子子安,衔使于蜀,东阜刘子作诗赠之,狷斋谢子继之,东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耄予不敏五之……”
文中的“初亭程子”即程启充。杨升庵在文中,借“山水清音无几耳,岩壑之竞秀无几耳”之感,抒发其情怀。同时，表达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学问之道:“于学术辨其真赝,于朋从分其凤鸷,于尚友师其峻特,于专务审其义命。”倡导独立特行,求真慕道的文学创作思想。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后,继徐文华、安磐之后,“嘉定四谏”的第三位难友彭汝实去世,杨升庵作《祭彭子冲(充)文》以悼念，文中赞扬了彭汝实忠于谏官的一生,回顾了自己到嘉州同游凌云山的快事,以“相会惨颜,相思皤发”之句,生动描绘了两人共同的命运。悲叹“三英赍志,款安歆徐”,“嘉定四谏”只剩得程启充一位难友了。
之后,杨升庵与程启充两人之间也再无交往的记载,而程启充何时去世也无文献记载。但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程启充尚为夹江名士宿进夫妇撰写了《明光禄寺少卿宿公进配安人傅氏合葬墓志铭》,可知该年程启充尚健在。
杨升庵与程启充两人交往中,杨升庵另有《燕歌行柬程以道》，又有《答程以道》诗，惜两诗创作年代不明。
同治《嘉定府志·流寓》载:“嘉定人安磐与慎同时受杖削籍,慎谪永昌,归省廷和,尝与磐及余承勋、杨仲琼游峨眉。今洪雅、夹江间,香囊茗盌,父老犹传遗事。盖戎檄往来,寓公谪宦,大雅风流，卓乎远矣。”
杨升庵在谪戌云南永昌卫35年中，多次往返蜀滇，其中5次途经嘉定州,与“嘉定四谏”志同道合,互勉唱和。杨升庵与四人的诗文，表现出了杨升庵和“嘉定四谏”之间重义重友的高贵品质,可谓“大雅风流,卓乎远矣”。他与“嘉定四谏”交往的诗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乐山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