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冠绝平生的逆旅:
儋州东坡书院的“东坡居士”塑像。
桄榔庵遗址。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当苏轼北返中原、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他写下这首《自题金山画像》,回顾了自己几起几落、坎坷不平,又连遭贬谪的一生。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已过花甲之年的他预感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用诗作精炼概括其一生的跌宕悲惨境遇。不久后,苏轼与世长辞,卒于常州。
儋州,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绍圣四年(1097年),农历七月初二,年过六旬的苏轼历时两月有余,跨过琼州海峡,终于到达了此处,赴任琼州别驾。在这瘴疠疟疾时发之地,度过了三年零十天的居儋岁月。
初春二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同样跨越琼州海峡,踏上了儋州这片土地,来到中和镇的东坡书院、桄榔庵遗址,感受苏轼当年走过的路途、吹过的咸湿海风。在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滨的讲述下,得以窥见苏轼是如何在此绝境活下来,且活得非凡超脱的。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
已过花甲之年还要被流放偏远之地,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哪怕在宦海浮沉数十年、有过无数高潮和低谷的苏东坡,都难以免俗地感到凄凉和痛苦。那时,苏轼视海南为畏途,听闻要贬谪海南时,他写下《与王敏仲书》,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更与家人诀别,叮嘱临终后事。
到儋州后,苏轼又写下《到昌化军谢表》,其中有文:“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此时已经六十二岁的他再度陷入不安之中,离别时子孙跪在江边痛哭,让他倍感晚年凄凉,痛苦比当年贬谪黄州时更甚。
“苏东坡,那么一个豪放派诗人,众人皆知他坦荡豁达,能与天地对话。可从这些文字中,表现了他当时的恐惧忐忑、不安害怕。他一路带着自己最小的儿子苏过,渡过琼州海峡,抵达了儋州。这时他的第一任、第二任夫人,爱妾都病故了,身边的家人只有苏过,他内心的凄凉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李盛华说,到了人生的这一步,不管如何豪放潇洒,连苏东坡都濒临崩溃之境。
在当时,海南已是被流放的最偏远之地,又被视作“瘴疠之乡”,疟疾、痢疾、霍乱、手足口病……还有各种各样说不清的热带病在岛上盛行。李盛华说,朝廷要苏轼贬谪此处,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并且岛上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比惠州还艰苦许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还和儿子被赶出官舍。苏轼在《与程秀才书》中描述了生活的困顿:“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饮食上也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真切的生活艰难,让他更感精神上的痛苦与打击。
可苏轼仍旧是苏轼,他总有苦中作乐的本领,把困顿的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在游览海南之时,他还写下《儋耳山》,一句“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看似写景却是在写他自己。苏轼说此地山下路旁的奇石,都是女娲补天所用剩的,实则借山和石喻己,觉得自己是一块多余的石头,但要真是一块补天石也足矣。
“苏轼心想,我才高八斗、豪气冲天,在朝廷纵论天下,却偏被放在儋州。可就算被丢弃,却仍是补天之石。这说明,东坡还有自信,他的心还在燃烧,没有被击垮。所以,这首诗也暗示了他的命运,虽然他来儋州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他仍然是一个奇才。不管这是他内心的安慰,还是对自己命运的占卜,都说明了他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又找回了信心,拾回了信念。”海滨说。
在海南海口,有一座五公祠,风景如画,历史悠久。近千年前,苏轼跨海而来,携子苏过途经琼州美舍河时,在琼州府城金粟庵暂居,也就是如今的五公祠。这里历经岁月的日晒雨淋、台风地震,数次重修,后人又建造了苏公祠来纪念苏东坡。如今,祠内有一座石刻苏东坡像,更在祠中供养着苏轼的牌位。但神奇的是,苏公祠中共供养了三座牌位,另外两座为苏轼之子苏过和苏轼的学生姜唐佐。
“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很少有祠堂的牌位里既排着亲人,又排着学生。但苏公祠的摆放非常有特点,这其实饱含了海南老百姓对东坡先生的尊重感恩,也饱含了海南对于文化、教育的一种渴望和仰望。”海滨解释道。
“海南的教育,在当时不容乐观到什么程度?”海滨说,且不论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连学校建设也破败不堪。因为地理上的山海相隔,海南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文化发展相对迟滞。李盛华说,都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同时春风也不度“海峡关”,中原的文化往往遇到了海峡便被阻断。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冬,苏轼与张中、黎子云兄弟等人一起出资,在黎子云的旧居上建屋,并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取名“载酒堂”,苏轼在此处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一位男子担簦百里,从琼州至儋州求学于苏轼,他便是姜唐佐。
“苏轼对姜唐佐在学业上的培养是无微不至的,甚至逐字逐句给他修改文章。”李盛华说,从文章的谋篇布局、构造组织,甚至是生活上的待人接物,更有人品风格上的培养,苏轼是全方位的倾囊相授。对于姜唐佐,苏轼也给予了厚望,曾写“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两句诗相赠,并答应待姜唐佐登科之时,再将余下的诗句补足。
崇宁元年(1102年),姜唐佐果然不负众望考中举人,实现了海南科举史上的“开天辟地”。但此时,苏轼已经去世,无缘看到此景象。随后,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姜唐佐在路过汝南时遇到苏辙,苏辙代替亡故的兄长将诗句补足,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从苏轼在载酒堂中讲学,再到学生姜唐佐中举,成为海南史上的第一位举人,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海滨说,随着唐宋不断有著名文人士大夫被贬谪海南,这里也有着勤奋好学的土壤,“我相信如果东坡没有来海南,这里最终也会出举人、出进士,但的确会晚一些。苏轼培养出海南首位举人,既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又跟东坡自身有关。”
行至海口的苏公祠内,自然不得不打卡位于此处的“海南第一泉”。泉旁游人如织,不少人拍照留念,嘴边偶尔冒出一两句“苏东坡”“苏轼”的言语。当年,苏东坡被贬海南昌化军途经此处,寓居十余日,“指凿双泉”,此泉便是其中之一。因泉味甘甜,水源旺盛,泉面常浮水泡,宛如粟粒,故名浮粟泉。后来人们纪念苏东坡,又称此泉为苏泉、苏井、东坡井。浮粟泉是苏轼在海南岛的重要遗迹之一,近千年来,泉水不溢不竭,堪称一奇,享有威誉。
“苏轼刚到琼州,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吃水困难,尽管有河水,但是不够清洁卫生。于是,凭着他非常丰富的水利经验,他为大家探到两个非常好的泉眼,指导当地的官员百姓来开凿,其一就是浮粟泉。”海滨说,苏轼来到海南的第一站,就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甘甜的泉水,历经千年而不干涸。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让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有了根本上的改变。在儋州时,苏轼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井取水,倡导百姓喝熟水。此外,苏轼还挖掘当地的黎药,并亲自教黎族同胞使用草药治病。“苏东坡在儋州不过三年,他劝学培养了海南的弟子,又劝农带来了农耕文化,更劝和促进了整个海南汉黎民族的和谐团结。”李盛华说,时至今日,“东坡遗风”仍深深影响着海南的精神和文化。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登基,朝廷颁行大赦,赦免了大批官员。本以为要终老儋州的苏轼,得以北返中原。当年五月,诏令到达海南,苏东坡被调往广西廉州。回首居儋的三年岁月,他写下《别海南黎民表》,表现出对海南深深的留恋和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不舍。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所以说没有东坡到儋州,不可想象今天海南是什么样子。”李盛华感叹,东坡带来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药农耕,至今仍浸润着海南的人民。所以,曾有一句话说,“东坡不幸海南幸”。
“苏东坡一生的不幸,却给我们整个海南、海岛带来了无比的幸运。东坡被贬至海南,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事件,是一个人的屈辱史。但同时,也是海南的一段灿烂文化史,是一个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辉煌史。”李盛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