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
冷玉龙：“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
198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全体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冷玉龙）。受访者供图
在《汉语大字典》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一个编纂者火热、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心。原来简练的字条背后，凝聚着千锤百炼的心血和智慧。
小说《编舟记》中，一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接力，与一位学者主编共同完成一部中型日语词典，花费了15年。在四川，也有一些人，也是花费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青春岁月，陪伴了一部字典的诞生，上演了真人版的“川版《编舟记》”。
1975年，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在四川、湖北两省启动。刚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冷玉龙，还没正式踏出学校大门，就被选中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当时跟他一起留校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同学有20人。其中10人被留在校本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另外10人到了川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当时有人称他们这批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编写的年轻人为“专门为《汉语大字典》炒的一盘菜”。
难得夸人的冉友侨教授
肯定了他
查资料、编卡片，很苦。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对于当时才21岁的冷玉龙来说，难免显得枯燥。冷玉龙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当时的编写成员，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实习研究员，大概20多个人，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那个大办公室是学校图书馆专门为编写组腾出来的一个大阅览室。大家就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埋头苦干。”
长年累月，坐冷板凳，慢慢的，感觉来了。越往深处走，冷玉龙发现，编写字典虽然枯燥，但也不乏乐趣。冷玉龙有一段时间负责编写化学元素字，“我又不是学化学的。很多知识就得去请教化学方面的专家。专门跑到化学教授家里请教，还到图书馆去找书看，这样才能保证编稿在化学常识上不出问题。写稿后给化学教授看，让其把关。”后来稿子送到川师编写组组长冉友侨教授处审读时，冉教授非常满意。在路上遇到冷玉龙，高兴地说：“玉龙同志，你的稿子编得很好啊。”
听到这样的夸奖，冷玉龙高兴极了。冉教授是《汉语大字典》四位副主编之一（赵振铎教授的师兄），治学严谨，有典型的章黄学派风格，从不轻易夸奖一个人，而冷玉龙得到了他的肯定，能不高兴吗？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冷玉龙说：“刚开始时，由于我的编写资料卡片做得不好，受到了冉老师批评，我还不服，顶过嘴，气得老师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我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不适合我，有过另寻门路的想法，最后经过一番斗争，还是坚持下来了。谁知埋头苦干几年，稍有一点进步，老师竟如此肯定。后来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川、鄂两省编写工作会，冉教授派我参会，并代表大字典川二组作大会发言。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一个小不点儿会受到如此重视。”
编字典，
要有一点圣人精神
让冷玉龙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是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全日制进修学习编字典那一年。那是1983年，在川师编写组的部分工作即将完成时，冷玉龙和另一位同学被抽调到《汉语大字典》编纂处（附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工作前，被组织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词典编辑进修班学习。这是为完成国家辞书编纂规划任务，当时的文化部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一个词典专业进修班。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上课时讲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促使他坚定了职业信心。“陈先生说，编字典、审字典这活儿，苦啊！那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是做不到的。原来被我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被评价这么高，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冷玉龙说。
当时全国有20多人参加这个班，四川有两个名额，冷玉龙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殊为难得的学习良机。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室里上课，授课老师都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或出版界的顶级专家。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词典学是人大胡明扬教授授课，文字学是北大曹先擢教授授课，音韵学由北大陈复华教授授课，北师大许嘉璐教授上训诂课。王力、阴法鲁、吴小如、姜亮夫、陈原等一流学者都来上过课。
从北京回来后，冷玉龙就在《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从事辞书编审工作，后来在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辞书出版社，他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冷玉龙从一名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编写骨干，成为专业的辞书编审，成为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后来成为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并一度担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冷玉龙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群川版《编舟记》主人翁的缩影。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能从辞书界的一个小不点儿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外，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辞书编审过程中与十多位教授一起摸爬滚打十多年，要想不进步都难。从21岁到60岁退休，一直从事辞书工作，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四川不止一个，他们把自己的黄金年华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事业。我的同事帅初阳、吴继琼、罗韵希、张企予等，都是如此。”
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在一部书上，这样值吗？冷玉龙觉得是值的。虽然大家多年的付出最后只出了一部书，但成果出来之后，那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喜悦感是做别的书难以比拟的。“如果把时光拉长一点，多年以后，也许这部精心编纂的辞书还在发挥作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