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文笔塔

鳌峰毓秀图（见清同治编《南部县志》）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

　　

□贾登荣 文/图

　　在南充市南部县城东郊的一座山峰上，有一座巍然挺拔、高耸入云的白色砖塔。当地人习惯称这座山为塔子山，山上的砖塔叫白塔。不过，笔者查阅《南部县志》《南部文物志》等史料才发现，这座山应该叫鳌峰山，又称跨鳌山；而山峰上的砖塔，应该叫文笔塔。
　　打开封尘的历史，鳌峰山的前世今生，步履蹒跚地向人们走来，诉说她的坚守与付出，辉煌与沧桑。

县衙门移位山头
抗元军名声远扬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鳌峰山曾经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山峦，静静地躺在嘉陵江畔，看霞起日落，听江水拍岸。可是突然有一天，她的名字开始反复出现在典籍中。这一切，起源于南宋末年——
　　从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8年）十二月开始，蒙古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四川，以后的十多年间，蒙古大军先后多次攻入四川腹地。为了守住王朝这块物产丰饶的疆土，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出任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甫一入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保卫四川的意见。当时，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冉氏兄弟建议说，在重要的州治县治所在地，在地势险要高耸的山头修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并将州、县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众多堡垒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余玠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四川从北到南的广袤山川间，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到川西,再到川南、川东，倚靠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坚固的防御网络，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鳌峰山，也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据清同治年间编纂的《南部县志》载：宋理宗宝祐年间（公元1253年-1258年），“尝移县治于此”。为何要将县治迁移到这里呢？原来，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由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攻破广元、剑阁、阆中，进入南部，转战成都。阔端退兵以后，四川各地都开始响应余玠的号令，开始在县治所在地修筑堡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宋理宗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南部县将县衙门从西北的炮台山下迁往鳌峰山，发动军民在山上修筑堡垒，防御蒙军。以后的20多年间，在鳌峰山上的堡垒里，宋朝军民与蒙军展开了数度拉锯战。
　　南宋灭亡不久，新建立的元代政权重新将县衙门搬回了炮台山下。鳌峰山也就渐渐荒凉了。不过，也有有识之士谋划让鳌峰山重放异彩。李揆就是其中一个。据《南部乡土志》记载，李揆在任县主簿时，曾号召在鳌峰山建起了观光亭，并植树种花，恢复她的秀色。李揆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亭趺鳌峰顶上安，凌云人倚石栏杆。”与此同时，山麓间又重建了在战火中毁坏的寺庙——合符寺，吸引善男信女前往朝拜。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鳌峰山成为南部的一处风景名胜。在古代评定的南部八景中，鳌峰山就以“鳌峰毓秀”“合符暮钟”跻身其间。清代顺治年间举人李允修写过一首“鳌峰毓秀”诗：“屏列群峰翠，俨临尺五天。鳞光从水射，秀气与云连。”而清道光时任南部县令的李澍，同样写过“鳌峰毓秀”诗：“垂纶大手钓鳌客，同约金鳌山上行。如许昂头超世界，真堪翘首冠群英。风梳石发千寻碧，雨洗烟鬟六气清。嵽聂直通宵汉路，耸然一柱把天擎。”

鳌峰山麓现书院
琅琅书声响百年

　　随着元代县治搬回县城炮台山下的米市街（今文庙街）后，鳌峰山又恢复了清静、寂寥，只有山下合符寺的晨钟暮鼓，不时回响。
　　历史车轮驶入清乾隆年间，鳌峰山又迎来她的高光时刻——鳌峰书院在这里诞生。
　　在清代以前，南部县并没有书院存在的记载。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世宗胤祯发现谕令，要求在省城设立书院。此后，各府、州、县纷纷开始建立名目众多的书院。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时任南部知县李元奋在民间发动大家筹集资金，创建书院。书院的地址就选在鳌峰山，故名鳌峰书院。据清同治《南部县志》载：初创的鳌峰书院有“头门一座，文星阁三间，诸生学舍二十八间”，经费“概系民间捐输，置买田土、铺房，永为束脩膏火之资”。而据《清代南部县县衙档案》记载，鳌峰书院设有山长、监院、首事、斋长等教职。山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县令李元奋创办鳌峰书院之初，曾聘用乾隆庚寅科举人张廷贤担任山长，以后的历届山长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读书人担任。
　　查阅《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发现鳌峰书院产业的清单，主要集中在道光、光绪两朝。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时，书院共有田产12处、街房3座、店房12间。凭借民间的力量，维系着书院的运转，一个又一个英才从这里走出。
　　在鳌峰书院开办100年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因“书院建自乾隆年间，颓坏甚多，难以培补，兼密迩衙署，烦嚣非肄业之所”，加上“日久生弊，支用不敷”；同时，“健讼者恒借士子为名，恃为逋逃薮，有‘鳌峰栈’之称，非作育人材地也”。也就是说，一些讼棍假借书院学子的名义打官司，以躲避追究责任，给书院造成极坏的影响。
　　那时，南部是川北重要的井盐生产地，盐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半。由于书院地势较高，不易被洪水淹没，所以，县盐厘总局会同知县李葆芳商定，将书院改作盐厘局以及仓库。同时，由盐厘局出资，李葆芳主持，将书院迁到城北的凌云洞侧，新建校舍，命名为凌云书院。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凌云书院被改为小学堂，南部县书院结束了长达124年的历史。

魁星楼迁东门外
文笔塔耸鳌峰山

　　在开办鳌峰书院的同时，李元奋发动县城士绅、商贾出资，在鳌峰山上建起了一座木质结构的魁星楼。魁星，是中国古代星宿名称，主宰文运。所以，建这座魁星楼的目的不言而喻。不过，这座魁星楼建成仅仅40余年，由于“为水所圮”，也就是遭受风雨浸蚀而毁坏了。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来自奉天承德的县令李文德重新找人进行一番勘验，最后决定将魁星楼移到“东门外曲水口”——即状元溪畔。据说，魁星楼移位状元溪后，南部县“科第相继捷发”。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进士出身的福建漳平人黄起元到南部县出任县令。在例行的巡视中，黄起元发现鳌峰书院旁的山上野狗成群，犬吠声让书院不得安宁，更让他不悦的是，县衙里的衙役们行事相当猖獗，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办事，大有“欺生”的感觉。据说，这位进士县令十分精通“堪舆”——即会看风水。在经过一番考证之后，黄起元认为“文峰宜高峻”，现在的魁星楼坐落于状元溪畔，地势太低了，镇不住邪，需重建一座风水塔。于是，就任不久，他就作出了修建文笔塔的决定。第二年，文笔塔落成。据说，文笔塔建成之后，“果然野犬销匿，衙役循敛”。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根据《南部县文物志》介绍，当年的文笔塔是一座楼阁式六方形砖塔。塔身通高15米，塔径4.5米。由于塔基低矮，故塔显得粗壮。塔檐六角都悬挂有风铃。每当山风拂过，清脆的铃声传遍南部县城。在文笔塔内，用木板作楼面，通过梯子可攀上塔顶。在文笔塔第三级，还悬有铁锅一口，用于焚烧字纸。同时，塔内还绘有彩色的《二十四孝图》。在《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中记载，到了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文笔塔受到了损毁，南部县又发动富绅，在两个月内筹资对文笔塔进行了修缮。后来，这座历经百多年沧桑的文笔塔被毁坏殆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南部县有关人士呼吁下，县上拨款在鳌峰山顶重建了文笔塔。新建的文笔塔高九层，是原文笔塔的三倍之高。按照当时建设者的想法，是将该塔打造成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塔。但因为种种原因，文笔塔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便戛然而止。20多年来，文笔塔就这么孤零零耸立在鳌峰山上，经风沐雨。
　　据南部县的最新规划，将把文笔塔所在的鳌峰山打造成一座供人们休憩、观光的公园。站在文笔塔下，远望那碧波荡漾的嘉陵江，眼前涌现出一幅鳌峰山未来的美丽图景：亭台林立、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游人如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