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绍池（右二）在一处建设用地上查看文物遗迹。

东华门遗址发掘出来的明代蜀王府遗址。 图据成都考古

　　成都，一座既有深厚历史文明，又有创新发展活力的城市。许多人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希望能在博物馆中领略蜀文化的厚重与奇特；也有一些人，翻山越海而来，希望体验古街巷中品盖碗茶的闲适。如果这些文化遗迹都消失了，相信成都这座城市会逊色不少。幸而，有潘绍池这样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一起推进着考古前置工作的“成都模式”，为我们寻找消失在地表的文物古迹。
　　所谓考古前置工作的“成都模式”，指的是“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前置工作模式。也就是在土地储备供应前和已供应土地规划建设前，先由考古工作者开展地下文物调查勘探工作，以判断是否有地下文物分布。成都市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60余年。截至目前，成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古前置工作模式。老官山汉墓、东华门遗址等，都是考古前置工作中的重要考古发现。
　　就职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绍池，自2016年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就开始参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在他看来，考古前置的工作模式相当于是在“大大地缓解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每天行走2万步
不遗漏任何遗迹现象

　　被誉为“未来之城”的成都东部新区，每天都有新项目热火朝天地建设。天府国际机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奥体公园、国际会议中心……这些大体量、重量级、高科技的工程和建设鳞次栉比，向世人展示着成都这座千年古城的新面貌。
　　城市的建设固然重要，但不可再生的地下文物同样重要。考古前置的模式在成都得以顺利地推进，既能保障地下文物的安全，又能够保证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的顺利开展。潘绍池和他的团队，就是参与其中的一队年轻力量。
　　“在东部新区的项目有两个特征，一是单个项目体量大，二是项目数量多。”潘绍池介绍，2022年一整年，他所在的团队在东部新区、简阳市对百余个项目开展了调查勘探工作，调查勘探面积达到了一万多亩。而整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的1600多个项目中，没有一例重要遗迹现象遗漏的情况。
　　所谓调查勘探，包含了实地踏查和钻探。一万多亩的土地，需要考古工作者用脚步去丈量，再进行钻探。
　　在一年中，潘绍池有260天以上的时间都在外工作。黝黑的皮肤，是他接受了过多紫外线照射的证据。只要出工，潘绍池每天的步数都在2万步以上。“比如一块地有100亩，每个角落我们都要走到，就怕有遗漏。要把整块土地走遍了心里才有底，才知道要在哪些地方开展重点钻探工作。”
　　调查勘探只是第一步，如果发现地下文物分布，接下来是更严峻的考验。整个遗址该怎么挖？今天怎么挖？明天怎么挖？后天又怎么挖？如何根据揭露出的遗迹现象适时调整工作计划？从事考古这一行，潘绍池已经养成了主动思考发问的习惯。对于自己现场负责的东部新区和简阳市，他用踏查、钻探和思考，对文物分布的重点区域以及各个地方需要钻探的深度，大致有了基本的了解。2020年，他开始独自负责文物调查勘探工作。两年后，他已是能够带领十几个人的团队推进工作的考古项目负责人。

考古是浪漫的
去问很多为什么

　　“考古是浪漫的，能够发现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没有见过的遗迹现象。想到这里，喜悦之情是油然而生的。”潘绍池对考古的认识，让人意想不到。
　　他们在东部新区、简阳市，发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都罕见、甚至未出现过的遗迹现象，比如说从未在四川地区出现过的宋代墓葬葬俗，或者只在北宋皇陵才能见到的墓葬葬俗。压抑兴奋、查找资料、最大限度地发掘好遗迹现象、整理考古发掘出土资料、研究并公开发表报告，潘绍池称这些工作为“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正是这些工作，让他喜欢留在这一行中，因为能够“沉下心来，不那么浮躁”。
　　潘绍池下定决心干考古，是大三的那次实习中确认下来的。2011年，潘绍池在宜宾向家坝水库建设区域内实习，天天都在探方里用小铲子“刮土”，寻找遗迹现象。风吹日晒，工作枯燥。那时的考古还没有如今的关注度，作出留在这个专业的决定并不容易。潘绍池回忆道，有两个原因让自己留了下来。“一是它能够让我静下心来，二是我对土地之下的未知永远有期待。”两年的通识课，让潘绍池对考古有了“纸上的了解”，而这次印象深刻的实习，让他深入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考古，“我们干考古的，一定要走到田野一线去。”
　　“我们的工作是配合基建开展考古工作，不保护，文物就没了，这是不可再生的。”潘绍池说，“长期做这份工作，更多靠的还是责任感，还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去问很多为什么。”

关注“一般”的发现
用考古研究来补齐认识

　　在潘绍池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幅中国地形图和四川地形图，他时不时地就要去看一下、摸一下。因为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探讨各时期移民的问题。
　　“有学者把我们的文化分为上层文化和一般文化。上层文化虽然由少数人书写，但会有大量的史料记载。而属于普通百姓的一般文化，基本还是要靠考古研究来补齐认识。”潘绍池关注的，就是这种一般文化。而这种“一般文化”，就要靠他口中的“一般的考古发现”进行研究。
　　“以自发性的人口迁移为例。很多自发性的人口迁移，在史书中只有一两句话记载。但是这些人怎么迁移的，又是如何跟当地的文化融合的，都非常有趣。”与其说他关注的是“一般文化”，倒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的文化”。这些文化对社会历史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补充作用。
　　“我们配合基建做考古工作，发现所谓‘重大考古’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一般的文物，我们不去保护，它们可能就会遭到破坏。”潘绍池说，“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几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可能有人做了一辈子，也没遇到一个。他们研究的，就是这些‘一般的考古发现’。也就是从我们普通人的视角，去呈现出过去的故事。”这些人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和史书上记载的少数群体一样，是中华历史的书写者。而关注着他们的潘绍池，又何尝不是默默参与书写当代考古的青年人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