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内页。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原稿正文首页。（张涌泉提供）

　　汉字汉语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廊里，不断生长、变化、发展，汇聚成人们当下使用的“活”的汉语。但也有不少字词，脱离了线性时间之河，像琥珀一样保存在浩瀚古代典籍之中，等待后世去发掘、激活。一本大型字词典正是这样的语言之舟，横渡时间之海，助力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连接。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清末被发现的总数达七万号的敦煌文献，恰好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其体现出来的语言特色，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蕴含着极高的语言文字研究价值。可以说，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古代汉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俗字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提到敦煌文献，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宗教类内容。但其实敦煌文献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通俗或者世俗类作品，比如变文、曲子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案卷、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它们的作者和传抄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由于这些作品或文书的“民间”或“半民间”性质，从而为通俗字词“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中的语言，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俗字、别字、俗语词之多，保存口语材料之丰富，实为它书所未有。其对于推究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随便打开一个敦煌写卷，往往都可见到若干新鲜的语言成分。在当时百姓使用并流通的契约文书中，普通人使用的口语或者世俗用语特别常见。”敦煌学资深研究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说。
　　从2000年开始，张涌泉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开始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工作。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全书如今终于面世。该词典一共收词21939条，共550万字，被称为敦煌学“又一座里程碑”。

相较于“雅言” 古代民间口头语词更难懂

　　传世文献（刻印流传）大抵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有较为浓烈的官方色彩。同时，印刷是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多为四部典籍及与政治、宗教有关的高文大典，很少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敦煌、吐鲁番写本文献大多出自底层的官吏、学郎、经生等凡夫俗子之手，未经后人校刻窜乱，大众化，原生态，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带有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内容无所不包，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普通人日常交流用语及用字的面貌，显得极其罕见而珍贵。
　　传统训诂学主要是为经学服务的，所重视的是“雅言”，而对跟老百姓相关的民间口头语词向来不甚重视，所以也很少研究。由于这些口头语词的方俗性质，加上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理解它们的难度往往要比“雅言”大得多。而且，传世文献中的疑难字词，有历代众多的字典辞书可供我们查找检索。而像敦煌、吐鲁番这类新发现的写本文献，遇到特殊词语、疑难俗字、通假字，往往无法在现有的字典辞书中找到答案。

几代学人倾注全力 打造敦煌文献语言之舟

　　敦煌文献被发现后，很多语言文字学家投身其中，致力于释读、破解其中的疑难字词，帮助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的困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敦煌学研究大家蒋礼鸿先生就撰作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变文中一些“不容易知道它的意义”的语词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通释”，为正确校读、理解变文词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蒋礼鸿又带领包括张涌泉在内的几位学生编纂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词的范围略有扩大。在蒋礼鸿的影响下，郭在贻、项楚等一批中年学者及不少年轻学子也陆续加入到敦煌文献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不但范围多所拓展，成果亦颇可观。
　　20世纪80年代初，张涌泉在蒋礼鸿的指导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太平广记〉引书考》，对敦煌文献里的俗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郭在贻的指导下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敦煌变文校读释例》，更是有不少篇幅直接与敦煌文献的口头语词有关。
　　之后，张涌泉和师弟黄征在郭在贻的带领下，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更是直接和敦煌俗字、俗语词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撰作《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合集》等著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张涌泉跟随项楚研习敦煌语言文学，耳濡目染，对敦煌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及对敦煌文献校理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涌泉也发现，以上所提的学术成果中对敦煌词语中的解释，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民间契约、判词、发愿文、书仪），却基本不被关注。另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贴近生活、注重实用的通俗辞书，是当时语言面貌的真实记载。这些词语，不仅对了解唐代前后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等大有帮助，而且对校读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亦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这些辞书多未受到前辈学者的重视。
　　由于存在种种的局限，使得读者对敦煌文献的校读还颇有隔阂，对一些方俗词语的诠释尚多误解。加上已有的敦煌文献词语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不便，因此，张涌泉决定，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词语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词词典。

“男女”“微信”等词语 在敦煌文献中意义与今日不同

　　2000年，张涌泉申报“敦煌文献语言大典”编纂项目，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后二十余年，张涌泉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夜以继日不断努力，在文献的海洋中爬梳考释，最终完成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写任务，并由四川辞书出版社顺利出版。2023年6月15日，这部550万字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正式亮相。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一共收词21939条，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前收词最多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收条目仅1526条。《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不光条目总数多，在释义举例时，编者还把敦煌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相比勘，探源溯流，对大量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错误校释，力图勾勒出每一个疑难字词产生、发展、消变的历史脉络。这样一来，既能解决读者阅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特殊词语理解方面和疑难俗字、通假字辨认方面的障碍，并为汉语史、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全面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方面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被学界称为敦煌学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
　　以例读书是古人治学的一大法宝。在字词的考释中，《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编者注重字词演变规律的探寻，从纵横两方面勾稽其演变的通例。如“般”条指出搬运的“搬”古本作“般”，宋元以后才增旁作“搬”，然唐代以前古书未见（宋以后所刻唐代以前文献偶有“搬”字，应皆出于传刻者增改）；“菓”条指出敦煌写本中花果的“果”多加草头作“菓”，而非指称花果的“果”则不加草头，二字分用的意味明显。诸如此类，都是编写者在深入考察写本及刻本文献字词用法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新知新见，有的颠覆了传统的认知。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世无传本的“变文”作品。“变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点像连环画的脚本，故事性比较强。张涌泉说，变文里很多词语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跟现在的词义差别比较大。比如说，“男女”这个词在敦煌变文作品里有儿女的意思，与现在人们理解的常义不同；比如“微信”的意思是“微薄的礼物，谦辞”；“重信”是厚礼的意思；“轻信”是指薄礼；“寄信”则指托人捎带礼物。这都与现在的意思差别较大。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这样的词语，这正是张涌泉和他的编写团队重点搜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释“男女”一词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除了举敦煌文献的三个例子，还有按语，指出这个词汉代的宗教典籍中已有用例。这样就把这个词的解释与传世文献（刻本文献）进行互证，互相比勘，勾勒出词语产生、发展、消变的历史脉络。
　　一般词典在解释一个词语的时候，只须回答“是什么”就行，但作为一部学术型词典，《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不光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让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敦煌文献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内容无所不包，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需要反复斟酌确定。比如词典中收了一条叫“透贝”的词语，为了准确解释它的意思和得名之由，主编先后通过各种方式请教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东华大学等单位的七八个专家，编写团队又反复商讨，最后才修改定稿。可以说每一个词条的背后都凝聚着编写者的汗水和心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