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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该如何更深地理解宋朝?

“中国好书”获得者吴钩重述“王安石变法”

吴钩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会有一些著名的事件或者节点,成为后世不断研究的课题对象,而且总能带来新的启示。在北宋期间发生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其中之一。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发生在11世纪的这场变法,总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本质上是怎样的一场运动,带来了哪些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利民还是害民?从发生之时直至今天,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息。
  近日,青年学者吴钩的新作《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入思考。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吴钩说宋”一系列宋史作。比如《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说宋”系列深受读者喜欢,畅销近50万册。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被评为“2018中国好书”。

不急于给出评价
先详述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细节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赵顼接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内因三冗问题而财政困顿,外有辽国、西夏等势力虎视眈眈。该如何处理危机?司马光、张方平等保守派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唯王安石,从开源的角度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纲,深深吸引了天子。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逐一推出变法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等诸多领域,尤以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最具颠覆性,体现了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思想。书中对这些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但变法损害权贵利益,挑战传统观念,引发满朝攻讦。
  当下,关于王安石变法的阐述类作品不少,但大多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对这场变法的评价上;对变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一般都只是作鸟瞰式、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并没有展开论述。吴钩在《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中试图弥补这个不足。他不仅在书中叙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君相相得的关系,更着重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在书中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细腻还原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的攻防战,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吴钩认为,历史书写,包括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重要的是讲清楚历史事实,而非急于灌输写作者的史观、立场和评价。在本书中,他将重点放在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比如,变法派与保守派如何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王安石做了哪些事,没做哪些事,他的对手又做了什么事。书中对最重要的三项新法——青苗法、募役法与市易法,辟出专章讲述。
  在讲完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之后,吴钩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给予集中讨论,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包括: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复古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运动吗?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是要实行“指令经济”吗?王安石的募役法有什么进步意义?如何解释王安石变法中的南北差异?怎么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理财的意见分歧?等等。
  在回答“王安石变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时,吴钩认为,首先需要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显然,从王安石的初衷来看,变法的目标之一是“富国强兵”。宋王朝的国祚传至神宗时,距离太祖开国已有百余年,最为迫切的危机有两项:军政不振、财政紧张。那么变法目标实现了吗?吴钩的回答是,“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达到了。变法解决了宋王朝的财政困顿问题。
  在吴钩看来,王安石的理念之新,远超时代,以至于如今的人们感慨他是“穿越过去的人”。新在哪里?在他的种种举措里。例如青苗法,是在禾苗青黄不接之时,给农民发放贷款,让他们有钱去进行再生产。募役法,是让臣民从徭役、兵役、力役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流动,从事生产。市易法是强调调动市场力量,政府主动开拓市场经济,鼓励工商业发展、海内外贸易,打造11世纪的“托拉斯”。

探寻历史细节
引用的史料文献超过150种

  在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之后,吴钩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变法的一些举措体现了许多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之先声,是宋朝站在近代门槛上的表现。王安石变法的许多举措极其前卫,甚至领先了时代近千年。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与发达的商业经济更相适应,代表了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方向。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自发的、主动的、积极的近代化运动。王安石主张扩大生产、“做大蛋糕”,希望创造“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局面,是一种创新和进取的精神。吴钩也认同学者梁启超、陈焕章、黄仁宇等人认为的“宋代具近代气质”的说法。尤其是近代学者陈焕章,对王安石变法有高度的积极评价,认为王安石是近代性的体现者,“如果他的计划全部得以贯彻施行,那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为了探寻那段历史的细节,吴钩在动笔之前,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相关文献,书中仅直接引用的史料文献便超过150种,涵盖史官记述、笔记小说、当事人日录文集、奏书汇编等。
  吴钩发现,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在不少近代学者那里已经被发掘。比如梁启超曾在回顾王安石变法时猛然发现,“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不独梁启超有这样的感觉,另一位经历过晚清近代化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也认为,王安石变法“多有远见之明,此固非‘不扰民’之哲学所赞许,却暗合近代国家之所以为政也”。甚至,不光是晚清至近代的中国学者有此看法,日本思想界也有对王安石变法的重新发现。比如,1897年,日本学者高桥作卫发表论文《王安石新法论》,认为王安石之新法“与今日泰西经济主义相同也”(泰西泛指西方国家,记者注)。
  关于王安石变法,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提醒,要有“大历史”的长远视角,“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近代化历史的先行者王安石
文学从政做学问都是顶尖水平

  历史事件的主体是人。在重述王安石变法的同时,吴钩还用很多笔墨讲述了王安石如何与宋神宗组成变法搭档,如何合作开展熙宁变法,以追逐和实现共同理想,极其有温度地刻画了宋神宗与王安石这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尤其是王安石这位在文学、从政、做学问上都达到一流顶尖水平的士大夫。书中集中展现了他干事业的务实与坚持,他对国家与百姓、皇帝与同僚、亲朋好友乃至政敌的真挚与豁达,真实还原了这位拗相公“位极人臣,却不贪权位、不恋美官、不慕虚名、不爱钱财、不图美色、不为享乐”的性情与风采。
  古代士大夫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便已经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或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王安石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吴钩写道。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至今依然没有停息,但在吴钩看来,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近代化的历史就好像是一条时光隧道,西洋人打开了隧道的一扇门,晚清人与东洋人跑进去,跑着跑着,却发现前面居然有一位熟悉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