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家徐则臣开课详解
徐则臣在讲课中。
为探索文学和出版更多的可能性,增强全民阅读丰富体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推出“名家读经典”系列讲座活动——邀请国内当下文坛创作名家为大众读者上文学课,阐述文学经典。近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来到北京的老舍剧场,为线上和线下的读者详细讲解现代文学名家汪曾祺。
“在梳理汪曾祺先生创作的时候,我发现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徐则臣感慨,自己是汪曾祺的粉丝,当被出版社邀请给大家讲解汪曾祺,他不假思索就愉快地答应了。“我以为自己对他的作品很熟悉,而且误以为他的作品风格应该很好讲,但是等我真正开始备课的时候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虽然表面呈现出来比较明丽、晓畅、平易的写作风格,但其实汪先生的作品非常复杂。比如很多人会觉得像《大淖记事》《异秉》《受戒》,包括他散文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有点飘逸、有点入世,又有点出世的感觉,就是因为受老庄思想或者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其实对他影响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现代主义。而且,他对文学和时代的思考也很深入。”
近些年来,在出版市场上,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是常年受到欢迎的“常销书”。一代又一代读者热爱他的文学世界,堪称是一个“现象级存在”。“汪先生的作品在很多年里被这么多人喜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小说呈现出来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是什么?他自己的评价是,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徐则臣认为,认识汪曾祺作品需要掌握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很美、很健康、很诗意。美也是一种思想,汪曾祺的小说从行文到语言,到整个叙述的方式,都不是那种特别奇崛的,它没有非常起伏的、戏剧化的、有冲突的故事,汪曾祺自己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就是这样的小说却吸引了这么多喜爱它的读者,靠的是什么?徐则臣认为靠的是韵味,是作品背后的作家人格的力量,靠的是作家的人和语言的修为。
汪曾祺曾说,“小说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徐则臣感慨,“《受戒》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汪先生非常理解、包容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他没有把小说刻意拔高,也没有把它过度传奇化,同时也不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生活的一个对立面、对手或者敌人,他就是如实地写出来自己对生活的感觉”。
《受戒》是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成长故事。“汪先生的所有故事都很简单,他自己说我不太会编故事,我也不屑去编故事。对他来说,要呈现出的是生活本身的状态。小说结构这个问题他也谈到,他不是特别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种非常机巧的、非常奇绝的、非常刁钻的结构。他说他喜欢契诃夫的小说,就是那种风行水上,随处成文,非常自然的状态,所以他的小说变成现在我们所谓的散文化写作的一个典范。故事性不强,有抒情性,整个语言叙述的节奏,更多呈现出散文的状态,还有一些诗的状态。”徐则臣说,《受戒》这个小说非常短,读起来特别轻松,“不知不觉这个小说就读完了,但是读着读着,你会沉进去,而且有一种美好的、诗意的、放松的东西呈现出来。”
徐则臣还特别分析了汪曾祺《受戒》与沈从文《边城》之间的内在联系,“《受戒》中的这个小英子确有其人,很多年前他见过这样一个女孩。在后来三四十年的生活里,把她给忘了。汪曾祺在重读老师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对这个女孩的印象重新活起来。”
汪曾祺自己也曾承认《受戒》有点像《边城》。徐则臣感慨说,“我在读这两篇小说结尾的时候,感受到了同样的说不清楚的怅惘,两者的气息的确非常像。由此可见,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里面,往往会有大量的前文本和潜文本,前文本是前面出现的作品,还有潜文本。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跟朋友们推荐书时经常说,要读好书,因为每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这个作家本身写的,而是综合了前面的先贤、经典,所有的营养集大成到这本书里。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读这个作家的一本书,而是汲取这个作家之前的那代、和他同代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共同的营养。”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集中在短篇小说和散文领域,没有长篇小说作品。他篇幅最长的小说是《大淖记事》,17000字,有人跟他说这个小说写得很好,能不能把它再拉长,变成一个中篇小说?汪曾祺一口拒绝说,它就是它该有的样子,如果把它拉长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
徐则臣就此讲到一个概念“短篇小说美学”或者“短篇小说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重点写短篇小说而没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可能最著名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外一个是汪曾祺。
汪曾祺曾在自述中说,自己只写短篇,因为只会写短篇,或者说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徐则臣对此深有领悟,“一个人之所以写短篇、中篇、长篇,是有一个思维模式。像汪曾祺写短篇的时候,他对整个生活的结构就是用一种短篇小说的思维。什么叫短篇思维?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立体的概述,其中包括修辞,包括语言的节奏、语言的密度、小说里面信息的含量。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是三种体裁,也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系统。”
在本堂文学课尾声,徐则臣特别提到,汪曾祺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年轻作家提建议,可能需要补两门课,一门是古典文学,一门是民间文学。徐则臣认为,这句话放在今天也非常合适,“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趋同、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让我们的文学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学,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让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能够跟老祖宗接上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可能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也不拒绝现代主义,而是把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外的文化给融合起来,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这在今天可能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们除了欣赏他作品本身的美之外,一个更重要的提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