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公众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新华社发

商代嵌绿松石象牙杯。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

　　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的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旁，一栋建筑似鼎如尊，上悬一个艺术化篆书“史”字，这里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而9月15日开馆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就坐落在此，这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的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
　　推开展厅铸有《千里江山图》纹样的大门，一条“历史大道”在眼前展开。百万年的人类史、万余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沿着一个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间点和历史事件向前，每一步都走过了历史沧桑。6000余件展品均为考古一线出土的实物真品和馆藏珍贵古籍文献资料。
　　展览最大的亮点，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都出自田野考古发现。例如陶寺遗址的朱书文字扁陶壶、彩绘龙纹陶盘，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铜牌饰、铜爵，殷墟出土的象牙杯、司母辛鼎，陕西出土的铜牺尊等，均为闻名中外但难得一见的高等级文物。尤其是绿松石龙等文物，是首次公开亮相。

4000年前的汉字

　　我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通过观察星宿的变化规律、鸟兽足迹等形制，创制了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书、楷书，汉字为中国留住了历史的记忆。甲骨文已经是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要寻找汉字的起源，还要继续向前寻觅。
　　步入“文明起源”展厅，一件出土于安徽蒙城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的大口陶尊，器身上刻有刻画符号。约4800年前，古人在制作这件陶器时，在上面绘制了太阳、月亮和山的图案。结合全国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类似的符号共出现了20余个，分布地域范围很广。
　　这组符号究竟有何深意？学术界目前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旦”字，也有学者提出是“炅”字，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枚族徽。但不管具体给出怎样的解读，有一点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些刻画符号有着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了汉字的雏形。
　　时间再走过数百年，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残破的陶壶。在壶的正面鼓腹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其中一个字，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酷似，与现在简体汉字“文”相比，其字形、结构也完全一致。经过考证，这个用朱砂书写的醒目汉字就是“文”！它不仅表明了中国文字的一脉相承，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特征。不过，这件朱书扁陶壶上的另一个字符是何含义，是“邑”还是“尧”，抑或是两个字符，至今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

7000多岁的陶人面像

　　“埏埴以为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利用火，第一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条件，是我国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展厅中，“陶”元素十分丰富。一件陶制的“小玩意”很有趣——至今已有7000余年的陶人面像。它有着单眼皮和高而挺的鼻梁，眉毛和胡子是由黑色颜料绘制而成，头发则用绳纹表示，面部表情温和、神态安详。
　　被编入历史书上的器物近在眼前，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上，绘制了我国最早带有鳞片的龙。浑身布满黑红鳞片的龙，口中衔着谷物，浮现在4300多年前的彩绘陶盘中，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相辉映。在这件陶盘附近，还展示着一批从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就有我国最早的一组礼乐器组合，包括了石鼓、石磬等。

首次公开的“镇馆之宝”

　　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中国考古博物馆“镇馆之宝”。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件绿松石龙是夏文化最重要、最精美也是最独特的文物之一，有“超级国宝”之誉。公开信息来看，这件绿松石龙从未公开展出过，这是首次面向公众。
　　这件绿松石龙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目前，对于这件绿松石龙的功能尚未有定论，有龙牌、龙杖、龙旗等各种说法，但学者普遍认为，这件器物是高等级贵族的专属，与祭祀有关。
　　这件绿松石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时出土的。许宏回忆绿松石龙发掘经过时曾表示，该文物是在二里头遗址3号墓出土的，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可能。考古人员意识到无法在考古现场清理完成，最终，他们整体起取了绿松石龙，将器物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套上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加膜封盖，用钢丝捆好木箱，连土带文物运送到北京，进行精心清理。
　　至今，展现在博物馆里的绿松石龙，依然没有从泥土里完整地提取出来，下半部分仍埋在土里，部分地保持着三千多年来的保存状态。这是由于其独特的构造和保存条件决定的，但无意中，也让这件国宝保持住了浓厚的考古味儿，呈现了与其他任何国宝不同的风格。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另一件“镇馆之宝”，是1984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张家坡西周墓地的铜牺尊。牺尊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沿用至周，造型独特，数量罕见。这件铜牺尊器身是一只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兽鼻隆起，耳朵竖起，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形竖扉。器身上装饰着夔纹、饕餮纹、虎纹等，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
　　这件牺尊的独特之处，在于器身上附着的四只动物。其背部的盖纽上，站立着一只凤鸟。项背上附着一只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和臀部则各有一只回首卷尾龙。盖内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因此，这件牺尊也被称为邓仲牺尊。

展陈设计“考古”特色明显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分为“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各个时期的文物文献，集中呈现我国社会形态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图景。
　　在展陈设计上，该馆的“考古”特色明显。在展览序厅的“历史大道”两侧，展示着出土于安阳殷墟的两驾商代马车，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马车。考古工作者采用整体套箱的方式，将它们从遗址移到博物馆，并在实验室展开了长期的考古研究工作。
　　“考古学的田野发掘都是在野外现场，受到天气、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难以开展精细的发掘。整体套箱搬迁，是考古学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介绍，要开展更为精细的工作，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将其带回实验室环境进行处理，这样才能保证发掘工作更加细致、精准。
　　在展示思路上，该馆展品主要以遗址、遗迹、墓葬为单元进行集中展示。“比如对殷墟遗址的展示，我们在布展时既遵循了历史发展脉络，也考虑到了考古学文化的思路。”巩文说，这样的集团化展示，辅以展陈的文字、地图等信息，能更清晰地表达整个遗址的特点，为观众传递整体化的概念。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澎湃新闻 图片除署名外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