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宝顶山世俗化的养鸡女。
摄影/袁蓉荪
袁蓉荪工作照(2022年)。
摄影师袁蓉荪18年来走遍中国,拍摄佛窟,亲手绘出首张中国佛窟地图。他常年跋涉在荒山幽谷,潜心探寻藏在乡野里的石窟,也一直在默默地研究、传播这些源远流长的石刻造像艺术。
日前,记者在成都采访了袁蓉荪。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的真诚讲述令人印象深刻。在袁蓉荪的镜头里,那些佛和佛窟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妙趣横生,即使是在佛像下生活的普通百姓,也熠熠闪光。
袁蓉荪是成都人。2003年,他快40岁的时候,仿佛忽然看到自己未来20年的人生图景:工作、退休,生活一成不变。“人生应该有点儿意义,对不对?”他干脆辞了职。
那时候巴蜀地区有很多古镇,十分原生态、充满烟火气。袁蓉荪开启了用镜头记录和见证古镇变迁的探访之旅。有一天,在前往一个偏僻古镇的路上,他突然看到路边杂草丛中的一龛古代石刻造像,当透过取景器与它们对视的瞬间,一下勾起他久远的记忆和念头。
袁蓉荪很早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照相机。那是1979年,上高中的袁蓉荪暑假给猛追湾游泳场的冷饮店画宣传画,后来,又在游泳场的美工室帮着写标语、干零活,两个月挣了七八十块钱。他看中了成都人民商场柜台里的一台海鸥照相机,父亲不但给他补齐了钱,还托人给他找到票。自此,他实现了用拍照收集素材的愿望。
1982年,表叔骑着摩托车带他去看大足石刻。沿着老成渝路骑了一天,下了摩托车,他拿着海鸥照相机兴奋地拍了两卷120黑白胶卷。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和石刻亲密接触。与杂草中的石刻对视时,纷至沓来的记忆令他眼前豁然洞开:“看到那些石刻,就觉得万籁俱寂,灵动山间,我就此萌发寻找拍摄古代石窟的念头。”
袁蓉荪开始系统研究拍摄巴蜀石窟。他海量收集、阅读前辈专家的著述、资料,甚至文物局的考古报告、古书里一句语焉不详的记述也是他的挖掘线索。设计好寻访路线,他便沿着江河、古道开始行走、拍摄。
万事开头难。起初他最担心的不是路途遥远,不是跋山涉水,不是风餐露宿,而是“想方设法打听到了,千辛万苦赶过去,却不让我拍”,袁蓉荪直言。
2018年,台湾著名人文杂志《经典》以近40页的篇幅刊登了袁蓉荪拍摄的佛窟,很快,编辑部又向他约了一期关于巴蜀石窟的专题稿。当时的他高兴之余,更觉欣慰:“这些稿费又可以支撑我去继续寻访拍摄佛窟。”
后来不管到哪儿,袁蓉荪都背上作品集,很多人看了就理解、接受了他的拍摄。还不让拍的,他就住在当地,待个两三天,慢慢沟通,寻找解决办法。他记得最多一次在敦煌待了七天,终于得到拍摄许可。好在他提前做足了功课,第二天,他跟着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约定点位进行拍摄。令他惊喜的是,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同时,院方还调动工作人员把遮挡造像壁画的铝合金玻璃隔断撤开来让他拍:“真是太难得了,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袁蓉荪感叹。
遍访西南石窟造像后,袁蓉荪进而开始追寻石窟造像在中华大地传播的脉络遗迹。从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克孜尔石窟,到河西走廊沿线,再到云冈、龙门、巩县石窟……花费18年,中国有石窟造像的地方,袁蓉荪几乎全都走遍了,足迹遍及20多个省区市。
在袁蓉荪看来,石窟艺术,是开凿在石头上的史书。过眼众多石刻造像,令他很佩服古人:“石窟艺术是被低估的艺术。每一尊石刻就是一部史书,上面包含着宗教、文化、建筑、服饰、雕刻等很多信息。我觉得拍摄石窟时,如果没有生活在周边的人,那出来的照片或许就只有科研价值,没有文化价值。”
意识到这一点,在拍摄精美的佛像之余,袁蓉荪更多地把环境和人间烟火纳入镜头之中:“我希望从一个艺术家的视角,以文化的角度去传播,让更多人看到人文环境中、生活场景下的石刻造像。”
在拍石窟的过程中,他看到很多石窟造像在消失、在改变,这让他平添一种紧迫感,快马加鞭地抓紧落实拍摄计划。袁蓉荪清楚记得,他曾经无数次去安岳县的卧佛院。早些年去,人们在佛像的注视下,插秧、收获、晒谷,黄桷树下村民自发跳着敬佛舞,巨大的唐代卧佛前,香烟缭绕,稻田里蛙声一片。现在,卧佛前建起广场,四周修起围墙,村民们都搬迁到围墙外面。
令袁蓉荪欣慰的是,如今回头再看,很多定格画面都留下了一段段历史:“后世子孙再问起的时候,或许能让他们了解到过去的生活、曾经的记忆。”
袁蓉荪直言,他寻找、拍摄石窟,就是为了宣传推广石窟文化:“我发朋友圈或者发微博,那些管理很完善,又是旅游地的造像点,我就会点击地址分享出来,帮当地宣传。但是野外不开放的石窟造像点,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我从来不会把具体地址公开。”
他说,在拍摄石窟的过程中,那些默默守护国宝的老百姓,非常质朴,令他收获了很多生活的智慧与感动。“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地方,远远看见一个老太太就在那默默跟佛像诉说心里话。哎呀,就觉得那么融洽,那么温暖。这时候我就在一边默默坐着等,等她结束后我再过去。”
有一次,袁蓉荪去仁寿县寻找佛窟造像,在村镇路边停车吃饭得到意外收获。沿着狭窄的土路七拐八绕,好不容易找到半山腰上的摩崖造像,他找养羊人家借来长木梯,战战兢兢爬上去拍了造像的细节、形制。闲聊之中,又得知山沟对面好像还有一处,他立刻前往。在山上开车转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找到散落荒野的石刻造像。有趣的是,佛龛边遇到村民王志民,他告诉袁蓉荪自己因为拆迁到镇上的楼房住不惯,又回到山上,继续栽种果树,养鸡养鹅。谈话之间,一只鹅在唐代佛龛前下了一只蛋,王志民叼着叶子烟要去捡蛋,袁蓉荪赶紧举起相机定格这生动一刻。
袁蓉荪去万源县寻访石窟时,得知古道申遗考察队意外在深山的杜家湾发现唐代石窟,佛龛崖壁外侧还有开元三年的唐代题刻,他如获至宝。他看到风化严重的造像在山里一块坡地田间静卧了上千年,这片地的主人杜大哥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大石头佛龛旁,杜大哥刚收获了油菜籽,又在古佛旁用一根根竹子插好架子,准备种点瓜秧。
在营山县透明岩万丈悬崖边,拍摄唯一一龛相对完好的唐代佛龛的经历,令袁蓉荪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陪同的文管所所长都觉得太危险,不让袁蓉荪站到悬崖边的栏杆上去拍,“我一看那悬崖,也真是害怕。但我知道这里整个造像只剩这一龛,千辛万苦到了,哪能站在底下随便拍一下就走。我说责任我自己承担,我试一下。”后来,拍的时候,一个人紧紧拉住他腰间的皮带,另两个人一人抱着他一只腿,“我站到栏杆上,咬着牙说,你们抱紧我,我要拍了。”袁蓉荪站起身模拟当时的情形,听得令人揪心,“幸好拍了,后来我再去看,因为山石裂缝了,佛龛下又修了粗大的保护石柱,已经遮挡了一半的造像。”
熟悉袁蓉荪的人都说,他能够做这样一件事,跟他从小的兴趣爱好和学养知识有关。从小袁蓉荪跟被尊为“蜀中四老”之一的著名画家赵蕴玉学画画,赵蕴玉是张大千的弟子。后来,袁蓉荪考入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开始系统学习美术理论和国画、油画。
从1979年拥有海鸥照相机起,摄影作为他的兴趣爱好伴随他的生活,直到今天。在袁蓉荪看来,摄影应该深刻一些,应该有所表达,应该有意义一点。“我做这个事,如果荒山野岭的石窟能够唤起大众或者艺术家更多的关注,能够促进人们对石窟文化更多的认知、喜欢爱护这些文物,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如今,随着袁蓉荪探访的深入,《空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佛窟中国》《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一本本精美的石窟著述出版。随着一场场精彩的演讲,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在做这样一件事,也知道了藏在乡野里的石窟造像。“我最开心的是,想通过这样的传播,让山野里的文物造像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然后那些文管员的待遇能更好点,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把这些文物保护下来。”他说。
对于石窟拍摄,袁蓉荪一直有自己的计划,步履不停。“石刻造像作为一个切面,可以反映时代的变化,所以国内一些重要石窟的所在地我都要去回访,弄清楚佛像中国化、世俗化逐步演变的过程。比如大足石刻的养鸡女、吹笛女形象,就好像是周边村子里的一个村姑,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未来,我希望能继续多年前的心愿,去佛教造像发源地溯源,理清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的传播脉络,完成整个世界佛窟造像的追根溯源。”袁蓉荪笃定地说。文图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