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董润年 受访者供图

《年会不能停！》海报。图据片方

演员白客在片中饰演马杰克。图据片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创作时可以挖掘的东西。”“我觉得喜剧，还是应该给观众一些抚慰和力量。”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上映17天，票房已近8亿元。豆瓣评分也从8.0升到了8.2。该片于2023年12月29日上映，讲述了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连升三级，却又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最后在年会上揭露贪腐高管，保住工厂的故事。
　　豆瓣短评中，最高点赞的评论这样评价：打通了职场底层逻辑，在嬉笑怒骂之中完成了类型片的精准把控……直击打工人的情绪痛点，最终打磨成耐人寻味的时代影像闭环。
　　自2003年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毕业，董润年已做了20年编剧，参与创作了《厨子戏子痞子》《心花路放》《老炮儿》等作品。1月8日，他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讲述了从编剧到导演的沉淀和心得，以及对时代的观察和思考。

创作的五年是了解职场的过程

　　记者：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来源是什么？
　　董润年：2017年跟在企业工作的朋友聊天，他们说的很多词，我完全听不懂，那时还不懂这些互联网用语，但是在思考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语言出现呢？
　　交流过程中，听他们对职场各种吐槽，发现职场里有很多奇葩的人和事，非常好笑，于是就迸发了做职场喜剧的想法。
　　上班群体是中国最主流的人群之一，上班也是中国很主流的生活方式。这几年，反而没看到关于职场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题材。
　　这个故事从2017年写到2022年，完整的剧本写了七八稿，人物全部推倒了三次。创作过程中，职场生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的五年，也是了解打工人、了解职场生态的过程。
　　记者：为什么落脚到年会？
　　董润年：一是从创作本身来说，年会是一个特殊的场面，不管公司上层还是下层，所有人在那一刻集中在一起，也容易引发各种冲突的爆发。另外一个层面，年会很有趣。最早提起年会，想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比如我父亲之前在天津某企业上班，他那时的年会就是一个小规模的联欢会，大家一起嗑嗑瓜子、聊聊天，谁有才艺就去表演一个节目。年会上都是温暖、亲民的一些小活动。
　　到2010年以后，互联网企业逐渐发展，很多大企业的年会已经演化成不输明星演唱会的架势。大体育场里坐着上万人，老板和员工在台上有非常足的气势。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另一个角度又感觉似乎年会变得很隆重，等级也很明确，反而没有以前那种共同欢乐、共同凝聚的感觉了。所以创作时在想电影中用什么最戏剧化的方式来展现企业，结果一下想到了年会。
　　记者：影片最后的年会，是否参考了2019年某企业年会？
　　董润年：2017年开始创作时就决定要做年会，也确定了高潮落在年会表演上，但具体表演形式还没确定。当时写过好几种，可能是歌舞表演，小品表演，甚至是戏中戏、小话剧，但都觉得不太对。
　　直到2020年初，在网上看到某企业的年会表演，觉得演得特好，词曲和情绪都非常动人。既说出了打工人的内心，又很激励人心。后来就在想电影中年会的歌曲怎么改编，直到拍摄中才真正完成歌曲改编。
　　还有个非常有趣的事，电影上映后我才通过朋友认识当初某企业年会改编歌曲的作者。她看完电影后说很喜欢，对年会这个歌也很肯定。

传统相声和小品值得研究借鉴

　　记者：台词用到了很多相声、脱口秀元素，甚至京剧唱词，怎么想到把这些桥段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
　　董润年：这些笑点确实不是随便想的，剧本经过精雕细琢，磨合了很长时间。因为是喜剧，台词里的喜感总是要用各种方式体现，因为我创作喜剧的习惯是尽量用自己接触到的所有熟悉元素。
　　我觉得很多元素都可以在特定情境变成喜剧。比如一些俗语，跟人物的生活经历、质感、性格有关。比如电影里的互联网用语，也成了笑料。我们尽量按每个人物的性格特质、说话方式来设计，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出现。
　　这些喜剧元素的灵感来源，第一是生活的观察，对各种人物的观察。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很幽默的人，能找到很多喜剧灵感来源。日常段子、笑话也得多看、多积累。但这次整体上没有刻意用段子去搞笑，大家觉得好笑的地方，更多是因为人物本身的性格。台词符合人物性格特征，再加上结构性喜剧的改编，使得有些原本单拿出来并不会觉得搞笑的台词，也成了搞笑的“金句”。
　　记者：之前你提到过影片灵感还受到刘宝瑞先生的传统相声《连升三级》的影响？
　　董润年：这其实是到最后一版的时候了,前两版剧本跟现在不太一样。前两版写完觉得逻辑上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有些不满足。直到有一次开剧本会，突然想起牛群的相声《小偷公司》，这是当年讽刺官僚主义特别深刻的作品，突然思路就打开了。后面又联想到《连升三级》，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我们就推翻原来的故事，写了现在这版。
　　传统文化中，其实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中国人的欣赏模式，包括情感表达模式，跟外国人很不同。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反而可以更多从中国的传统戏曲、小说、相声、评书里汲取养分，包括这部片子中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借鉴了传统相声《扒马褂》。在那段传统相声中，三个人物，一个负责惹事，一个负责指出来，还有一个不得不替第一个人把话圆过来。影片中的三人组也遵循了这个结构，胡建林负责犯傻、惹事，潘潘负责揭穿，马杰克就是不得不帮他去圆谎的人。我觉着拍出来效果非常好，这个三角关系非常稳定且充满矛盾，特别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记者：爆笑元素背后的喜剧结构是怎样的？如何做到笑点环环相扣？
　　董润年：其实事先是当成一个正常的戏设定的。引起大家笑，是因为人物关系的错位，人物的戏剧目的和行为错位。故事中的人其实都是盲人摸象，他们蒙在鼓里，但观众站在一个全知视角。观众看到里面的人闹笑话，其实是提前知晓的，这就是喜剧创作理论里很重要的支撑点，即当观众对戏里人物产生智力上的优越感时，是会笑的。
　　演员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台词，所有的反应，都没有特别夸张的喜剧化展开，都是按正剧设定，其实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符合现实。在这个基础上，当剧中人物的逻辑环环相扣，加上观众的全知视角和我们设定的喜剧情境，就达到了所谓喜剧元素背后的环环相扣。

对每个角色都要尊重

　　记者：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幽默与笑声源于摆脱现实秩序的宣泄与释放。如何做到让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平等发出声音？
　　董润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研究电影。我确实对非常多的人物、非常多的线索的创作很感兴趣。现在很多美剧也用这种方式，叫POV结构，即“视点人物写作手法”，每个角色都有叙事上的主体性，不是站在单一视角、某个角色的视角，每个角色都有视角和叙事的主体性。
　　就是要站在每个角色的角度，去完成人物线，确认他的戏剧动机、戏剧任务，这是一个庞大工作。在剧作阶段，要把每条线编完整，不能除了主角，其他角色都是给他配的。对每个角色都要尊重，因为每个角色都是独立的，这是从剧作阶段就需要确认和思考的。
　　我尊重和喜爱每个角色，包括反派，我在创作时其实是平等的。他虽然是反派，道德、法律上可能犯了错，但从人的逻辑上，要给他找到立场和逻辑，不能把他当成坏人去写。只是在戏剧结构和人物里，最终呈现出是个坏人。
　　反面角色的想法也必须被重视，比如像庄正直这个角色，王迅在演之前写了近万字的人物小传，他把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想得很透，只有这些东西都想透了，表演这个角色的每一场戏，支点才清晰，才有自己的判断，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徐云峰也是，他虽然是这个戏里最大的反派，他的很多言论很残酷，但站在人物的立场上和性格上，就是成立的。

喜剧应该给观众抚慰和力量

　　记者：影片如何平衡逗乐和现实洞察？你认为喜剧的内核是什么？
　　董润年：故事前半节虽然是搞笑的，但后半节还是在探讨公正公平的问题。我认为喜剧真正的内核是一种世界观，有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从理论上讲任何东西都可以构成喜剧，比如裁员，每个人都好像有很深的恐惧，恰恰是让人恐惧的东西，构成了喜剧的价值。当能用开玩笑的方式看待很多严肃的事，其实会消解掉它的恐怖特质，在心理上能更加正面去面对令观众恐惧的事。我觉得只有正视它，才能冷静下来，去真正寻找解决方案。
　　但喜剧本身不可能提供解决方案，包括我看到网上一些观众的反馈，说结尾是一个“童话”，现实中还是要面对这些事。
　　指望一部电影去改变很多，是不现实的。喜剧电影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但我觉得喜剧还是应该给观众一些抚慰和力量。而且确实有一些观众反映，看完电影获得了某种力量。虽然他们知道现实要面对各种压力，但至少把身上有些重压感卸下来了，能更阳光和轻松地面对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结果。
　　记者：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董润年：社会一定是往前发展的，一代一定比一代更强。年轻人按照自己想法做自己，一往无前往前走就可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金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