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二》。

清乾隆初年彩绘本《四川全图》。

霍巍教授在讲座上做分享。刘可欣摄

清乾隆南三阁四库全书本《平定两金川方略》。

《永乐大典》明内府抄本。

　　西南仅存一册、堪称四川大学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海内孤帙的《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图》，“敦煌写卷”，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册府千华锦水含章——四川大学古籍菁华展”正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展出。为了让观众更好地领悟纸本魅力，1月13日，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法门寺地宫出土“随求”与大唐西蜀印经》为题，开展了一场精彩讲座。

何为“随求”众说纷纭

　　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相传始建于东汉末年，距今约有1800多年的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在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在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佛骨。874年，唐僖宗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将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地宫中。之后，法门寺地宫迎来了1100多年的沉寂。
　　1981年8月24日，法门寺宝塔半边倒塌。1982年，考古工作者开始进行考古清理。1985年7月，在拆除宝塔危坠部分时，法门寺地宫重新进入人们视线。1987年，在进行相关考古发掘清理工作后，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重现人间。
　　这些珍宝中，有茶具、各色琉璃器，也有首次“现出真身”的秘色瓷——此前人们以为自五代后才有秘色瓷。除此之外，还有118件金银器、大量丝绸衣物，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
　　《唐代衣物帐碑》全名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记录了法门寺地宫中存放的器物种类与数量。在碑文记载中，“随求六枚共重二十五两”的文字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
　　“随求”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随求”是地宫中出土的水晶珠。但是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所得的两枚水晶珠，数量与重量均与文字记载不相符。若再加上出土的另外五颗白水晶，数量与重量也与文字记载不同。
　　霍巍教授在讲座中说，在观察碑上所记载的文字后，他发现凡是金银器的文后，均标有该器物的重量；非金银器的物件，则仅记明件数。因此霍巍教授推测，“随求”应为金银器，而非水晶珠。而根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记载，地宫后室共出土三对六件银臂钏，其中一对两件为羯摩三钴杵纹银臂钏，两对为三钴杵纹银臂钏。这六件银臂钏的重量总计约990克，霍巍教授介绍，正好约折合唐代度量衡的二十五两。
　　但是在《衣物帐碑》中，却并没有提到这六件臂钏的相关记载。按理说，研究到此可能就进入一条“死胡同”。但是在唐墓中发现的印刷品，却给考古研究带来了转机。

成都是唐代重要的印书中心

　　1944年，四川大学在修筑校内道路时，发现了一批唐宋墓葬，其中一座唐墓出土了印本陀罗尼经咒。当时的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奠基者之一冯汉骥先生在《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中记载，将银镯取回整理时，发现其中装有弹性物品。打开银镯后才发现，里面装着茧纸纸本。展开纸本后发现，这是一张印有经咒的纸本。除了经咒之外，纸本上还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等字样。
　　霍巍教授旁征博引，以多件出土文物论述了经咒的作用。1967年，陕西西安沣西造纸厂所出土、印在唐代褚皮纸陀罗尼经咒藏于“小铜管”里。西安西郊柴油机厂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单页印刷品，藏于墓主佩戴的一具铜腭托中。1983年，西安西郊沣滈路自来水一厂唐墓中，出土有被称为“唐代手写经咒绢画”的陀罗尼经咒一件，出土于鎏金铜臂钏所附铜盒中，团成一个长约3.5厘米、横断面不规则的椭圆球。而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版画中，则记有大随求陀罗尼经的经咒内容：“……若又能书写带在头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可见，当时的人们随身佩戴这种经咒，祈求庇护。
　　霍巍教授总结到，这些经咒有些为手写，有些为印书。年代从中唐可延续到五代、北宋时期。印制的地点，目前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在“成都府”或“成都县”。出土的地点，则较集中在唐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阳。而在如今的江苏扬州一带亦有发现。
　　“从图像上来看，印刷内容具有明显的早期持明密教的色彩。”霍巍教授介绍道，唐代密教信仰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种真言咒语的流行。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就是其中流行的一种。而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大量密教文物，例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羯摩三钴杵”“三钴杵”就是密教的法器。因此，霍巍教授推测，所谓的“随求”，指的是可能装有印制经咒的银臂钏。
　　《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的流行，反映了密教仪轨与中国传统方术的结合，体现了佛教不断世俗化的趋向。而内容能够充分满足各个阶层人士的需求、祈愿，是其能够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明，为经咒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可能。“不少印经的来源地均为成都，这充分表明成都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还是当时重要的印书中心，在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霍巍教授说，对“扬一益二”的解读，不应只停留于经济层面，其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样值得挖掘。
　　本次“册府千华”系列展览，便能够体现成都作为印书中心的特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四川大学博物馆获悉，本次展览共有展品200余件，涉及近200种文献，其中既有名动一时的古籍善本，也有著名学者的重要著述，兼顾了古籍的学术价值和美学特性。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2月25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除署名外均据四川大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