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右三）正在洞窟数字摄影工作现场。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樊锦诗（右一）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镇敦煌，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高窟的华光璀璨。

　　在这里，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扎根大漠，将青春与满腔热忱交付，身体力行诠释“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23年11月中旬，电影《吾爱敦煌》敦煌首映礼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举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抵达敦煌，在两天的敦煌行中，聆听“敦煌女儿”樊锦诗的分享，重走她走过的路，也透过樊老同事、《吾爱敦煌》主创的讲述，勾勒出一个大道似水、至柔至刚的樊锦诗。
　　如果说此行出发前，采访团带着“她为何能一直坚守在敦煌莫高窟？她如何找到工作的乐趣，并将自己一生安放于此”等疑问，待回程时，这些疑问已化作一个个笃定的答案：因为热爱和责任。是的，正如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所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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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想
与敦煌相识于课本并成为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樊锦诗与敦煌的缘分始于年少时的一种美丽幻想。小时候，她曾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一篇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课文，这座灿烂的艺术殿堂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敦煌成为她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1958年，来自上海的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洋溢着兼容并包风气的未名湖畔，她沉浸在求实创新的学术氛围里，接受了顶尖的考古学教育。在那里，她受到北大精神文化的熏陶，并找到了一生钟情的事业方向和生活及灵魂伴侣。
　　1962年，毕业实习让樊锦诗与敦煌莫高窟开始结缘。但到了敦煌她发现，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走出洞窟，竟是满目荒凉，周围是戈壁沙漠，交通不便，环境闭塞，无电无水，喝苦咸水，伙食不好，生活艰苦。
　　樊锦诗在上海长大，在北大念书，这样的清苦，几乎是她此前二十几年从未经历过的。由于水土不服，她实习只进行到一半就离开了。但没想到，第二年毕业分配，又把她分到了敦煌。
　　离校前一天，时任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专门把樊锦诗叫到他的住处，跟她有一番交流谈话。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樊锦诗回忆当时苏先生对她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听到这番话，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我分配到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我一项考古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苏先生的这番叮咛，现在回忆起来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每每回忆起此情此景，我总忘不了苏先生和蔼可亲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教诲。和他的那次会面，好像就在昨天，让我倍感亲切，又觉得这个使命沉甸甸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在步出朗润园的那个时刻，我是恍惚的，我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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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嘱托
近61年坚守完成具有示范意义的报告

　　1963年7月，25岁的樊锦诗出发前往自己被分配的工作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她知道，这次不会像此前去实习那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离开。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凉寂寥。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抵达了柳园。当时敦煌没有火车站，离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园火车站。
　　从诗情画意的未名湖畔，到凄清孤寂的大漠深处，此时的樊锦诗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近61年。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事务繁忙，但樊锦诗一直没忘记苏秉琦先生的托付：“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我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世纪，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艰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会让我走上领导管理岗位。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但是，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我忘不了。”
　　2011年，樊锦诗倾注毕生心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正式出版。这些开创性的成果对石窟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在即。第三卷《莫高窟第251-255窟考古报告》与第四卷《莫高窟第260、262、263、265窟考古报告》也开始启动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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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守护
打造“数字敦煌”让莫高窟得以永生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近400年无人管理，历经战乱、偷盗、破坏……走过无数个日升月落，历经多少次九死一生，敦煌石窟终于来到今天，明珠拂尘、重现光彩。
　　做好莫高窟的保护，离不开科学技术。20世纪80年代末，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樊锦诗建议在莫高窟尝试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敦煌研究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集图像采集、数据加工、安全存储和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壁画数字化关键技术与流程规范，开展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工程，提出了“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想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建成了“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并将30个典型洞窟的高清数据在互联网平台向全球共享。
　　2023年11月中旬，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感受到了“数字敦煌”的魅力。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题电影《千年莫高》以逼真画面、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拉近、再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壁画似乎触手可及。观众坐在影厅，如同置身实景，甚至比在莫高窟现场参观看得更加清晰。通过影院场次轮替固定的时段人数，能够让每天的参观人员按时段平均有序地进入洞窟，降低洞窟参观人数峰值，起到保护敦煌壁画的作用。观众看完这两部电影，带着震撼和收获的余味，再跟随大巴去往洞窟参观，感受更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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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神
能为莫高窟做点事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如今的樊锦诗，深居简出，见一面着实不易。2023年11月15日下午，《吾爱敦煌》敦煌首映礼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举行。临近下午4点，樊锦诗乘车来到中心大门口。她穿着黑色棉上衣、黑色裤子、一双休闲鞋，手中拿着一根拐杖。透过眼镜的双眼穿透力很强，整个人精气神儿十足。当樊老出现在首映礼的那一刻，现场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她笑言，这部电影最让她感到满意的是，“没有拔高，没有吹牛，这让我放心。我个子不高，嗓门也不大，我接受不了对我拔高和吹牛。人都是吃五谷杂粮，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不是完美的人，有优点也有缺点。”
　　现场，樊锦诗多次强调，所有的荣誉来自大家，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员：“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如今能取得一些成绩，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事情，是很多人的心血付出。如今敦煌研究院得到很多表扬，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头脑冷静。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社会各界的很大支持和帮助。”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中，樊锦诗提到，她与同事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她认为，人活的是一种精神，能为敦煌莫高窟做一点事情，是她人生的一种幸运。

四川情缘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就有不少四川人的身影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有志于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部分学者纷纷赶赴甘肃敦煌，在此驻扎守望数十年之久，以生命之火燃烧与奉献。比如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曾带领十多名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荒凉的西北边陲，开始敦煌文物事业的拓荒工作。其中包括不少来自四川的学者，如敦煌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段文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xiàn），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其琼，敦煌“活字典、活资料”史苇湘以及一生专注壁画临摹与研究的欧阳琳等。段文杰于1917年生于绵阳，是我国最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专家之一，驻扎敦煌60余年，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对于敦煌人的四川情缘，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也多次提到。2016年12月，樊锦诗还曾来到成都，前往成都博物馆助阵“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那次行程中，她还在成都博物馆作了一场精彩的“观展导览”讲座，为现场超过500名观众讲解《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她在讲座中提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主力人员中就有不少四川人的身影，“所以我们跟四川很有感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周琴

人物简介

樊锦诗，女，1938年7月生于北平，长于上海，祖籍杭州。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有“敦煌女儿”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