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在工作中。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大棚远景。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人物名片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关于三星堆的一切，总让人魂牵梦绕，充满好奇。从1927年第一批玉石器在燕家院子被发现，到1934年首次科学发掘，再到1980年真正大规模、系统性开展三星堆考古工作，终于在1986年，一号坑、二号坑“一醒惊天下”，世界为之瞩目、惊叹。
　　1986年，才参工两年的雷雨因身体欠佳，不得不在家休养，十分遗憾地错过了那次历史性发掘。直到1989年，雷雨才正式成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一员。
　　而当2020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开始时，雷雨已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多年。如今，他又将接力棒交到现任站长冉宏林手上。一代代的三星堆考古人，用这样的方式，逐步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惊世发掘之前
三星堆已让考古人“另眼相看”

　　大多数人认识三星堆的时候，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已经面世。人们知道，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已经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这些认识，都是由像雷雨这样的考古学者，靠着发掘与研究日积月累起来的。
　　来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雷雨第二次出差就到了三星堆遗址。当时，三星堆遗址并没有那么出众，雷雨只是感觉“它的延续时间比一般遗址要长一些”。实际上，在1986年祭祀坑发掘之前，它就曾有过一次让考古工作者另眼相看的时刻。
　　1986年左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行了一次联合发掘工作。这是三星堆迎来的最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典型的地层剖面里，看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层。“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三星堆遗址主体的文化遗存，可能延续了近2000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雷雨回忆。这个地层剖面，如今就展示在三星堆博物馆中。
　　而后，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发现，意味着这些延续了近2000年的文化遗存，在商代晚期达到了高峰。“如此高等级的器物群，伴随着奇特的埋藏方式，我们意识到，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与中原文明有着很强的联系，更有自己的独特性。”
　　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遗址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建立“三星堆遗址工作站”。1989年8月，在山东参加完领队培训班的雷雨，顺利加入工作站。

青铜立人像：
“它一定代表当时的No.1！”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是西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工作站。在时任站长陈德安带领下，雷雨一边参与祭祀坑以外遗址区域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一边整理研究1986年发掘的器物，当时，这些器物对他来说，“就像是天书一样”。
　　而其中最让雷雨着迷的，还是青铜立人像。如今，它伫立于三星堆博物馆内，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代表性文物之一。从“出坑”那一刻起，作为有机会亲眼看到青铜立人像的研究者，雷雨受到的震撼远超一般观众。
　　学考古专业的雷雨，在课堂上所认识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器，更多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青铜礼器，譬如鼎、觚、爵、斝、尊、罍等。“书本上从没有讲过中国的青铜文明，有过以人为造型主体的传统。”当看到出土于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时，年轻的雷雨意识到，这是超越书本知识的存在。
　　迄今为止，青铜立人像仍旧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青铜人像。整件器物高达2.6米，除去头冠，人身差不多高1.7米左右，仿佛是古蜀人比照真人创作的一件艺术珍品。这件迥异于中原文明典型青铜器的人像，让雷雨感到惊异和新奇。
　　“我们能够判断的，就是‘他’的地位一定非常高。立人像身着三层华丽的‘衣服’，它所代表的，无论是神，还是当时最高等级祭司或神职人员或国王，都一定是当时的No.1！”雷雨说。

最大的收获：
遗址应为夏商时期古蜀国都城

　　从1986年的“一醒惊天下”，到2019年的“再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从未沉寂，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在城址考古。
　　没有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平地而起的土埂，却能让考古工作者确认了三星堆城址的面积。“这么重要的两个祭祀坑，一定匹配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我们怀疑那些高于地面的土埂，就是人工夯筑的城墙。”1988年10月，三星堆城墙被确认。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三星堆的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月亮湾城墙，也陆续被确认。测算三星堆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夏商时期南方地区的最大城址就这样出现在了人们视线中。
　　城址既已确认，考古工作者又将目光转向城市格局。2011年至2017年之间，三星堆城址被确认分为若干小城，比如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以及西南部的三星堆小城。
　　2012年，月亮湾小城。已担任工作站站长的雷雨对早在2005年就已确认的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进行全面揭露。考古工作者在它旁边又发现了两座大型建筑，据此确认青关山一直是三星堆古城内高等级建筑集中分布区。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长逾65米，宽近16米，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单体建筑之一。
　　庞大的城址、宫殿级别的超大型建筑、大型建筑、祭祀坑……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证明，三星堆遗址应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都城遗址。“这是我们取得的最大收获与认识。”雷雨说。

最想揭开的谜题：
高等级墓葬是否存在

　　越是灿烂的古文明，越是谜题重重。关于三星堆的讨论和疑问，从1986年以来就未停止过。对此，雷雨认为，这在考古学界很正常。考古和研究的过程是缓慢的，而目前的成果确实暂不能回答某些疑问。
　　但在雷雨心里，有一道最想要揭开的谜题：三星堆遗址是否存在高等级墓葬或王陵？
　　目前，三星堆遗址仅发现了一处墓地，也就是位于遗址西城墙外的仁胜墓地。要说高等级墓葬，仁胜墓地尚不能算数，而且年代偏早。尽管有祭祀坑、巨大的城址、大建筑遗迹，但是“并没有发现与高等级祭祀坑相匹配的高等级墓葬，从而体现出一个都邑性遗址应该呈现的特征或要素”。
　　“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死后葬在哪里？”雷雨发问。
　　不只是雷雨，许多考古学者都在关注这个谜题。然而，三星堆遗址已经历几十次发掘，在约2万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高等级墓葬却始终不见踪影。雷雨归纳了目前学界的几个观点。
　　“会不会是在三星堆遗址本体范围以外呢？”雷雨提出，如果人们扩大视角去思考、去调查，比如说往三星堆遗址的上游走，往什邡、绵竹去，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而在承续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000余座先秦时期的墓葬。“但并没有我们希望看到的高等级墓葬，随葬品都非常简单。”由此，部分学者猜测，或许因为当时的古蜀国资源有限，所有珍贵资源如青铜、黄金等，都献给了神灵。所以他们并不能像中原文明的高等级人群那样，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带入到墓葬中。更有学者“脑洞大开”，认为或许古蜀人并不实行土坑葬的形式，而是采用火葬或者水葬。
　　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测，并未得到实证。要寻求答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能止步。

交棒青年考古人：
他们只会做得更好！

　　2019年底，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开始准备。雷雨眼看着考古大棚和方舱一步步建立起来。“那时候我都快退休了，还能遇上这么一次高规格的发掘，真的是太惊喜了！”
　　这一次发掘工作，集中了国内重要的考古研究机构，形成了多学科合作平台，创立了中国大型考古发掘研究的新模式，被称为“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生动实例”。
　　“尽管有1986年的惊世大发现，但沉寂多年的三星堆突然受到国内外关注，这对于我们考古人来说，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雷雨表示。更多人开始关注考古，关注博物馆建设，关心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这令包括雷雨在内的考古人十分欣喜。
　　近年来，雷雨主动发挥考古工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他认为，“让文物‘活起来’，是新的考古人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将专业性术语进行大众化阐释，让公众易于接受，这与以前的工作要求完全不一样了。”
　　年轻成员的加入，让雷雨颇感欣慰。他特意提到这些每日与古老文明打交道的年轻人，例如现任站长冉宏林、副站长许丹阳和乔钢等等。“我们工作站领导团队里头最小的是95后，最大的也才85后。他们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还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所以对三星堆考古事业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会起到我们老一辈考古人不能起到的作用。”雷雨说，“而我作为‘老家伙’，完全可以把工作交给他们了，他们只会做得更好。”
　　如今，虽已卸下站长的担子，但雷雨的“三星堆之旅”并未结束。整理和编写过往考古发掘的报告、参与博物馆展陈方案的审定……雷雨还在“发挥自己的余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瑛蔓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