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永县赤水镇赤水河古码头。曹登宝摄

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的青铜马车。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拓边西南是大汉帝国的高光时刻之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总指挥，大批开拓者是怀揣梦想的苦行者。他们以巴蜀为依托，在寻路中奋力，在凿路中奋进，其间的人物群像光耀至今。

唐蒙使夜郎开通南夷道

　　西夷与南夷都是巴蜀西南徼外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主要位于今云南、贵州全部和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北部。这里山川相连，纵横辽阔，族群活跃，整体相似，司马迁以《西南夷列传》、班固以《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作过大量陈述。这些地域方国部落林立，除氐羌系、百越系外，最大的夜郎、滇、邛都是濮系民族所建。
　　大汉中郎将唐蒙通过巴符关（今四川合江）以入的夜郎中心究竟在哪里，论者各执一词，但其位置处于巴蜀以南皆无疑问。夜郎控制了乌蒙山为中心的黔西滇东地域，文明程度似无滇（今云南昆明）与邛都（今四川西昌）发达，武力极强，“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开发西南夷，首要就是降服最大的夜郎。唐蒙由赤水河出使而去，顺利使得夜郎和平归顺大汉帝国，并依托其“旁小邑”为主的地域，创建了三蜀之一的犍为郡。
　　其实唐蒙的目的并非要开疆置邑，只是欲借夜郎“精兵十万”，共同出击僭越的南越割据势力，浮船牂牁江而下，作为“制越一奇”，凿道自然是他的重要任务。唐蒙经过测算认为，溯赤水河到达夜郎地域的牂牁江更迂远，只有从僰道（今宜宾）而去较为近捷。他费工三年而成的南夷道，就是今天的宜宾溯符黑水（南广河）而南，通过平夷部落（今四川叙永）一路到沾益（今云南曲靖）、一路到且兰（今贵州安顺）。
　　但唐蒙道在南越战事爆发后，却没有起到任何实用效果。汉武帝派出三路大军直捣南海之滨的番禺（今广东广州）时，从夜郎而去的西路“汉军八校尉不下”[《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根本没有所谓的牂牁江可资浮船。原来，唐蒙等古人地理知识不足，误以为沾益的南盘江或者且兰的北盘江就是牂牁江，殊不知二者交汇后的红水河根本不能通航，使得汉军在云贵高原转悠了整整一年都没找到路。
　　唐蒙功败垂成，并不影响他凿路的功绩。他开通的南夷道成为巴蜀进出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直到明清，还有黔铅、滇铜、木材等从南汇入长江黄金水道，川盐、百货等从北输入古夜郎地域。
　　唐蒙的个人故事，司马迁没有给我们留下过多的线索，只知道他主动请求出使夜郎前是小小的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他出使南越国都城番禺时见到蜀地所产蒟酱，留心四处打听，终于了解巴蜀之南有路可通番禺，了解横亘蜀南与南越之间的是夜郎，了解夜郎境内有江名牂牁可一帆而达广州。因而开道心切，凿成以天然南广河为依托的南夷道这一西南通衢。

司马相如开拓西夷道

　　司马相如除了是人尽皆知的文学家、辞赋家以外，其实还是一位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实干家。司马相如从临邛（今成都邛崃）出发，在“通零关”“桥孙水”（《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等艰巨的开凿道路过程前后，还作《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文章。
　　司马相如通西夷，是唐蒙通夜郎后，对汉武帝说西夷“道亦易通”（《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而被派去成功“达牂牁为徼内”的。司马相如的开道业绩，被其文才遮掩，开凿西夷道一事关注寥寥。
　　西南夷各个方国除夜郎以外，其余地望较为明确。滇国在滇池周遭，邛国在今西昌安宁河（孙水）流域，筰国在今四川凉山盐源盆地，它们皆有发达青铜文明显世。昆明晋宁石寨山、河泊所及玉溪江川李家山的青铜器，有文字简牍、封泥印章出土，证明了滇池周围景象繁荣，方国完备。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展示出除三星堆、金沙、滇池以外西南地区又一灿烂青铜文明之光。以上地域，按史家分类，皆为西夷地域。司马相如修筑西夷道的目的与唐蒙不完全相同，是判断因为文明成熟的“邛、筰可置郡”而建议武帝开边的。他以军事眼光认为，置郡县后的邛、筰地区当然也可比同南夷，成为侧击南越的稳固支点。为此他所开之道还从今四川凉山、攀枝花与云南交界地区，进一步延展到了云贵一带的牂牁之地，与唐蒙道在夜郎中心地域即沾益相衔接。互为拱卫的环状通道形成，使汉德可泽被，汉军可速行，汉俗可深植。
　　拓边南夷和西夷的具体做法上，二人有明显的不同。唐蒙虽然也是一位天才鼓动者，对夜郎方国联盟可以“喻以威德”，巧舌如簧，让其“且听蒙约”，和平置得夜郎县与犍为郡。但是，在继续巩固成果时的开道过程中，简单粗暴，急功近利，不顾农忙季节，一味蛮勇直前，以“军兴法”压人，还把进展缓慢的僰道令押往“成都市”处死(《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司马相如却有先天优势，借助卓文君之父“易贾”西夷、长期与西夷有生意往来，而顺利通达。
　　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身份已等同唐蒙，为中郎将，赫赫然“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也乘坐高马豪车，蜀太守恭敬有加亲身相迎，沿途县令背着弓箭吆喝开路。为此，他本可以颐指气使下达命令即可，但作为一位历经景帝、武帝两朝的成熟政治家，司马相如敏锐地抓住地方实力派“蜀长老”和朝中“大臣”的内心，“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采取了舆论先行策略。他在《难蜀父老》中用“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类言语颂扬汉武帝，成为武帝继续开疆拓土、急盼人才的强大动力(《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张骞四道并出气势恢宏

　　唐蒙、司马相如之后，又来了一位大腕级人物张骞。他的寻道之举，堪为蜀道传奇。
　　张骞完成西域“凿空”的使命后，受汉武帝之命，以博望侯之尊，来到蜀郡和犍为郡，开始了广派副使“四道并出”的寻道经历。他的出发原点，当在犍为郡所属的僰道城。
　　张骞是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人，长期的历练摔打，让他磨砺出坚韧不拔的青云之志、宽厚待人的诚信作风。从司马迁、班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张骞既有周旋游说的外交技巧，也有力拔山兮的大将之才，更有忠贞不二的政治品行。他在西域出使中，历经磨难仍念念不忘琢磨如何击败匈奴之策，终于以地理学家和军事大家的眼光，为汉武帝献上从蜀地迂回侧击这个游牧帝国的良策，使得武帝“欣欣”认可。
　　原来，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国出产的蜀布、邛国出产的邛竹杖，奇而怪之，悉心调查。得知是通过大夏东南方的身毒国中转而来，也得知身毒国“近蜀，道亦易通”。一如唐蒙脑洞大开，张骞认为从大汉南面的西南夷地域，可开辟进击匈奴的第二战场。
　　第二战场能否开辟，关键是道路。为此，张骞带着对西南夷地人熟地熟的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副使，开始了“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的壮举。
　　副使们各走了一二千里，都被当地势力阻挠，无法通行。尤其是王然于所走的南方一路，虽然有滇王尝羌的竭力相帮，仍然被当地人所阻。他们不仅不让通过，甚至还“杀略汉使”，汉武帝派军进剿也无功而返。但是，这帮大汉使臣还是费尽千辛万苦，打听到昆明的西面有个“乘象国”名叫滇越（今云南腾冲），蜀郡走私的商人就到过那里。该国紧邻身毒国，这为100多年后东汉帝国继续拓道留下了线索。到了光武中兴时期，东汉经略该地，置得永昌郡（今云南保山），通达印度的“蜀身毒道”终于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