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 受访者供图

　　苏东坡的好朋友都有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王巩、黄庭坚、佛印、参寥子，但也有人会提到王安石。毕竟很多人都知道，虽然苏、王二人在政治上是敌对关系，但私下却相互欣赏彼此的人品和才华，尤其金陵相会，一笑泯恩仇，更是成为了千古美谈。
　　那么，王安石究竟算不算苏东坡的好朋友？对此，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表示：“好朋友谈不上，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可以说是亦敌亦友，在特定领域和特定的时间段又能够化敌为友。”
　　11月20日，“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第二季将继续“上新”。当天下午2点30分，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崔铭将围绕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关系，以《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为题，为大家精彩开讲。

是敌？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阻挠重用苏轼

　　崔铭是《苏轼传》《王安石传》的作者，对王、苏二人研究颇深。她表示，其实早在苏轼与王安石相识之前，苏家与王安石关系就不好。“苏轼的父亲苏洵一直与王安石有矛盾，主要存在学术上的分歧。”崔铭说，王安石向来以正统儒家自诩，与苏洵在学术渊源、思想观念、文章风格等方面都极不相同。王安石对苏家学术的不认同，在嘉祐六年(1061年)的一件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年，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在“御试对策”这场考试中，苏辙的对策在考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由仁宗皇帝拍板，苏辙以第四等次录取。王安石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考试的选拔工作，但他对苏辙的对策极不认同。因此，当朝廷为制科及第者授予官职时，身为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公文）的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书。
　　“这些事情都是在变法前，已经可以看出两家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后来还传出苏洵写了《辨奸论》痛骂王安石。”崔铭说，虽然《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写还有争议，但可以看出两家的矛盾是比较激烈的。
　　变法开始后，两家的矛盾以及苏轼与王安石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愈发激烈。这个阶段，两人在政治上是明显敌对状态。崔铭说，王安石作为变法的主导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苏轼极力反对，并且多次写文章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多次阻挠宋神宗重用苏轼，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愉快的，使得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是友？
文学上相互欣赏金陵一会泯恩仇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王安石对苏轼的文学才华却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赞赏。崔铭说，苏轼后期辗转多个地方任职，两人并没有直接的交往。而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年）退休后，对苏轼的文学创作持续保持关注。这种关注并非政治姿态，而是出于对文学价值的真诚欣赏。据宋人笔记记载，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时，王安石还曾出面营救，尽管这一说法因史料不足未得到最终证实。
　　崔铭指出，苏东坡在地方任职期间，对新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新法有其可取之处，常“因法以便民”。元祐时期，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士要全盘废除新法，苏轼还曾为新法辩护，尤其是免役法。这一转变显示了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逐渐理解。
　　元丰七年（1084年），刚离开黄州的苏东坡路过江宁（今江苏南京），与王安石相遇。关于这段交往，尽管也有少数不那么美好的记录，但大部分史料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愉快相处。苏东坡在自己的书信中，也表达了与王安石相处融洽愉悦的心情。因此，金陵相会也被后人认为是他们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在金陵的这个期间是可以算作朋友的。”崔铭说。
　　在崔铭看来，王安石是否是苏轼的朋友或是好朋友，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王、苏二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友谊或敌对，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互动。在政治上，他们是对手；在文学上，他们是相互欣赏的同行。这种关系也映射出了宋代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纽带，既有竞争和对立，也有理解和尊重。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也正是历史人物研究中非常具有魅力的部分。”崔铭表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