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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如何与中原王国发生联系?

青年学子与考古名家共探文明脉络

孙华为青年传习志愿者答疑解惑。

四川师范大学青年传习志愿者蓝心向孙华教授提问。

  6月16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第三场讲座在四川师范大学开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以《三星堆-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为题,系统阐释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历程。
  讲座互动环节,该校四位青年传习志愿者围绕文明交流、统治形态、权力演变提出疑问,孙华结合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逐一细致解答。

从三星堆到金沙
统治模式本质转变


  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互动,是单向输入还是双向选择?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蓝心率先抛出问题,关注二者互动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分。孙华介绍,这一状态随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不同而清晰变化。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尚未形成统一政权,聚落分散且各自发展,此时二里头文化等中原文明因素沿黄河、渭河西进,经关中、陇东地区南下传入四川,古蜀先民整体处于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状态。而随着三星堆国家崛起、金沙文明走向成熟,古蜀开始主动对外拓展:一方面通过长江三峡联结长江中游,引入青铜铸造技术与工匠,结合本地木雕传统形成独特的青铜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主动与关中周人建立政治军事联系,参与周武王伐商之战,在这种积极互动中得到了周人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以及青铜技术和艺术等文化资源。
  伴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化,古蜀自身的国家统治形态也在持续演进。针对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学生黎天野提出的“三星堆-金沙区域控制力与中原方国制度的可比性”问题,孙华指出,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统治模式发生了本质转变。三星堆时期采用相对扁平的统治结构,权力高度集中于都城,缺少多层级的地方城邑体系,带有早期掠夺型国家的特征——其势力范围虽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地,但区域内聚落数量大幅锐减。发展至金沙时期,统治策略趋于成熟,成都平原乃至周边山区的聚落重新大量出现,密度甚至超过宝墩文化时期,形成了更接近中原夏商王朝的金字塔式多层级统治结构。

神权由盛转衰
王权逐步强化


  统治形态的演变背后,是古蜀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调整。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江锦涵就此提问:从三星堆到金沙,祭祀与权力象征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与中原影响有关?孙华认为,这一演变的核心动力来自古蜀内部,是神权与王权长期博弈的结果。三星堆早期神权色彩浓厚,至晚期王权已占据主导;到金沙时期,王权进一步强化,从出土人像来看,掌握世俗权力的贵族同时兼具宗教祭祀职能,神权与王权走向融合。他同时强调,神权由盛转衰、王权逐步强化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原商王朝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安阳殷墟时期尽管祭祀体系发达,但占卜吉凶的最终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商王手中,二者在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上具有共通性。
  除了与中原文明的紧密互动,古蜀更广阔的对外交流网络也随着科技考古的推进逐渐清晰。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于安心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提问:三星堆出土的11颗红玉髓珠中,7颗来自燕山造山带、3颗来自中亚造山带,这一发现对理解三星堆有何意义?孙华回应,这是古蜀跨区域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证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家竹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