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为

　　我家的老物件是1975年我结婚时买的“上海牌”缝纫机。那时结婚兴“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买自行车和缝纫机都必须要专门的购物票，而且票很不好搞。当时，我大哥在贵州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县城工作，他帮我搞到了一张缝纫机票，在他们当地买了这台缝纫机，再用厚木板将缝纫机包装好托运回重庆。
　　之所以想买一台缝纫机，是因为它曾经是我的梦想和希望。
　　小时候，我喜欢跟着妈妈做女红，用一些花花碎布做洋娃娃的衣服，长大后喜欢钩花绣朵打毛线。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进不了，课上不了，书看不了，正当百般无聊之际，楼下搬来一个新邻居王孃孃。王孃孃是一个裁缝，专门在家帮别人做衣服之类的东西，她虽然有一手裁缝技术，却是一个文盲。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不时会有来信，便经常请我去给她念女儿的来信并帮她回信。我乐此不疲，顺便在她家学踩缝纫机。慢慢地，便会在她的缝纫机上踩些鞋垫之类的小东西，再之后就可以帮她打一些简单的衣服了。
　　1969年下乡之后，虽然说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似乎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扎根农村一辈子。当时，我们生产队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价值3毛钱。妇女的最高分是9分，价值2毛7分钱，我当时评的分是8分。学会一门手艺，靠手艺吃饭而不是靠挖泥巴吃饭是我当时为自己做的最好打算，什么理想、抱负、愿望在现实面前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那时在我们生产队有一个裁缝，平时在生产队挣工分，逢年过节或哪家接媳妇嫁女需要做衣服，他便扛起缝纫机去雇主家，铺开案板，现场做衣服。一天的工钱是工分的二三十倍不说，雇主还要好酒好肉招待，上下午都要煮一碗红糖荷包蛋。自然，他家是我们生产队最富裕的人家，于是，我决定了——这辈子就做一个游走于田间地头的乡村裁缝。
　　有了想法就会有干劲，我除了赶场天在场上的缝纫社蹭缝纫机外，每次回到重庆，就去位于解放碑的缝纫门市偷师学艺，站在裁缝师傅的案板前一句话不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位裁缝师傅慈眉善目，与我父亲同辈，看一眼就知道我是知青。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青，即使没有的，也对知青充满了同情。我每次去，这位师傅既不吆我走，也不说话，随便我站多久。去的次数多了，过筋过脉的地方，师傅竟然会主动教我，巧的是那位师傅也姓周，久而久之，我跟周师傅成了忘年交。后来，我每次从农村回来，都会去他家拜见他，还会带些土特产或鸡蛋之类的农产品送给他，我家父母要做衣服也拿到他家去做。
　　遗憾的是，有一次回重庆时，解放碑地区已经大拆迁，缝纫门市和周师傅的家也不知搬往何处，从此失去了联系。
　　结婚后经济不宽裕，我又喜欢裁裁剪剪地做衣服，再加上有了这台我心心念念的缝纫机，于是我自己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家里的被褥床单之类的都是我自己做。不仅如此，我还会接一些在衣服或鞋面上扎花的活路，挣些钱补贴家用。下岗后，我租了一个门市，门市的一边卖皮鞋，另一边卖布料，代做衣服加工。这时候的缝纫手艺已经不是一种爱好，而是我主要的生存手段。于是，我除了经常逛新华书店去买有关缝纫方面的技术书外，还订有《上海服饰》等杂志。有一年夏天，我进了一种花色特别的布料，就此设计了一款连衣裙，颇受欢迎，前来定做的人很多。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旧裤改做一步裙》发表在《重庆晚报》上，并拿到了20元稿费。
　　虽然人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能力也大为改善，我们的衣服也都在商店买了，但我对缝纫的喜欢一点没减。每次回到重庆，只要有空，都要将缝纫机支起来，将旧衣裤这里改改那里打打，或者买些花花布，打些被套枕头之类的东西。疫情封控期间，我干脆将缝纫机抬到了客厅，将所有想打想改的东西都做了个痛快。
　　48年过去了，我搬了好几次家，也丢了不少东西，唯独这台缝纫机一直伴随着我，不舍得丢弃。它曾经陪伴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见证了我的痛苦、悲伤和幸福，已经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
　　每次用过缝纫机，我都要将它里外擦洗干净，滴上润滑油，而它回报我的则是轻轻的“嚓嚓”声和均匀整齐的针脚线。
　　每当我支起机头，它那光滑铮亮如新的模样总是让我感慨人生的沧桑和岁月的流逝。我们都老了，而它还是那样挺拔、风姿绰约、熠熠生辉。
　　我爱你，我家的老物件，我的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