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扣》

　　

□蒋蓝

　　记得今年初的一个晚上，卢一萍、巴桑、庞惊涛、韩玲和我在成都锦江边喝茶。韩玲讲到正在写作的历史题材小说《阿扣》，阿扣在嘉绒藏语里是掌上明珠或心肝宝贝之意。那是一个被万千目光环绕的藏族美女，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掌上明珠。
　　阿扣为了爱情，在习俗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游弋于各权势之间，最终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箭垛式人物。这个后来被《清朝野史》称为“妖姬”的阿扣，最后香消玉殒。
　　韩玲没有在历史的记录下亦步亦趋，而是根据这条历史之线，删繁就简，展开了历史情景中的想象，用阿扣与良尔吉敢爱敢恨的一生，去穿越、去托举、去延宕300年前的大小金川之役，用一个女人来展示一场空前的高原战事，这就是小说《阿扣》的旨归。
　　如果说，振翮向外飞翔，是韩玲的散文正在进行的言路，那么，向内心坍缩，在历史的缝隙间竭力撑开一片女人的天空，则是韩玲小说的向度。所有的刀光剑戟，所有的权力与面子，所有的冠冕堂皇与蝇营狗苟，都被女人的爱憎予以清洁、予以厘定、予以试错，并赋予一层神山投射而来的光晕。好在300年前的金川，的确是一个灵光从未消逝的时代。
　　一个金川女人写一个金川女人——显然韩玲是在尝试有难度的写作。她们之间隔着300年的风霜雨雪。但这一切，似乎伸手可及。韩玲说：“我感觉阿扣经常在跟我说话，讲那些寥寥几行刻在石头上的经文背后的爱山情海……有一天，我看见一地的雪莲花。奇妙的是，散发着梅花的香气。”
　　写过著名的非虚构小说《骗子》的作家塞尔卡斯曾经说：“我个人也认为文学或者小说本身就应该是虚构的，但是我又觉得现代小说概念开始以后，文学最首要的任务，或者文学最大的美德，是讲述的自由。”
　　在小说里实现“讲述的自由”已经够难的了，比如余华承认“卡夫卡使我的写作自由”。作家固然有生存的荒谬，但终于拥有想象的自由，这已十分不易。以此看待阿扣，这个人物最大的现实悖论在于：从属权力就是一路鲜花，否则就一无所有。但反抗者之所以反抗，在于她敢于放弃唾手可得的，不顾一切地朝向光明与自由。
　　阿扣最终没有得到她渴望的，但她的容颜恰恰因为她的失败，获得了美丽之外的另一种不可逼视的神韵。所以，我以为在此之上，更有一种“为了自由的讲述”。如果韩玲一旦确立了这个向度，那么历史的、战争的、权力的、爱情的、亲情的、民俗的等等故事，才可以从容地得以落地生根。
　　在我看来，《阿扣》是一部成功的历史非虚构小说。
　　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散文家，韩玲所具有的细腻观察与细节描述功夫，在《阿扣》里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她对大小金川一草一木、民俗风情非常熟悉，加上她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基本能够复原那个300年前的时空。
　　用情事“反写”历史宏大叙事的方式，展示了韩玲在逸出散文畛域的辽阔想象空域。这就是说，整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历史，肯定不能被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和客观真实性，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明显虚构化特点，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眼中的“新”历史或者阿扣文学化的大小金川史。在这样的历史表征中，历史事实和虚构元素被有机地混合在一起，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经“打成一片”。
　　韩玲的“情事—反写”策略，目的是使历史叙事非自然化，使自己的虚构意识得以凸显。虽然，使用这些策略的本意，就是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毕竟历史并非铁板一块，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多元性、柔软性呈现出来的。《阿扣》对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铁板一块的历史事实的现象，进行了强力颠覆。也使得阿扣这个箭垛式的人物，为我们留下了孔雀回首的容颜与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