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翟晓楠向罗宁教授提问。

　　4月28日，“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第二讲在眉山三苏祠顺利开讲。在罗宁教授的主题讲座结束后，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等单位的志愿者继续向罗宁教授请教，了解更多苏诗典故。
　　三苏祠博物馆工作人员万姝怡说，纵然典故很美，但也提高了普通百姓理解诗词的门槛。自己读宋诗的时候，总不如读唐诗般顺畅，如果缺少了注解，很多地方都难以理解。她向罗宁教授请教，宋代诗歌的才学化对我们今天读古诗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唐诗与宋诗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们的不同，不是朝代之别，而是风格、境界之别。”罗宁说。印刷术的普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让宋代人的阅读量大大增加。“宋代人容易得到书，阅读量也很大，他们读了书就将内容活用到诗中，造成了宋诗使用典故的密集和技巧的多样化。如果说你更想像文人那样读书，可能就偏向宋诗。如果你想像才子那样写诗，就会偏向于唐诗。但唐诗中也有典故，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典故，会觉得这些诗更妙。”
　　另一位同样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的志愿者翟晓楠描述了这场讲座的听后感，她引用了《红楼梦》中黛玉和香菱论诗时所说的“难为他想得出”来形容苏诗中的用典。她向罗宁教授请教，苏轼用典与当下“玩梗”有哪些不同，它们的区别与界限又在哪里？
　　罗宁教授解释，其实讲座题目确定后，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用典和“玩梗”确实存在相似性，因为它们都是引用其他人作品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当下的感受。两者不同的是，古人的用典基本来自古书，而现代人的用典则可能来自互联网等其他渠道。
　　来自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刘欢则对讲座中提到的典故来源继续追问：苏轼不仅在经史子集里找寻典故，也在《世说新语》等书中借用典故。这是不是也说明，苏轼是个兼容并包的人？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罗宁教授说：“宋朝人一直提倡无所不读，有一种博学的冲动。而苏轼是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人，并且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用到了自己的诗里。如果没有这样，也许他的诗歌走不到这个地位。同时，这也是很多宋朝人性格中的特点。”
　　最后一名志愿者是四川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退休职工邹群，她提问：“听了您的讲座，我对苏轼用典现象有了全面的理解。我想发散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文人总是爱用典故？他们这样表达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有些事不好明说，所以借典故来暗喻？”
　　“诗不同于日常使用的语言，通俗点就是‘话不能直说’。用典让话语的表达更有韵味、更有趣味。”罗宁教授这样说。但他也不反对涉及禁忌话题、需要含蓄表达的可能性，“这不是典故形成的主要原因”。罗宁教授认为，典故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使用者熟悉这些东西，有使用典故的冲动。“就像刚才一位志愿者说的那样，有种‘我居然能把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的想法。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还有读者能读懂，大家都会很快乐。”罗宁教授认为，这种快乐来自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有灵犀”。
　　“因为我们现在不熟悉当时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所以读起来就会有困难，需要借助前人和当代学者的注释，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去重视、研究、解读它们。”罗宁教授总结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