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强
　　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唐·权德舆

　　那年夏天，我随奶奶去舅公家。奶奶娘家在新津五津镇南河边，小小的孩子用脚丈量30多公里黄泥路。中途下雨，我们避雨一农家，忽见一闪电劈中雨中一母鸡，鸡昏睡十多分钟后苏醒，然后在雨水中冲进鸡舍。路上，适逢新津南河端午龙舟赛，我站在河边观看，喜不自胜。天空艳阳高照，河中龙舟竞速，舟上锣鼓喧天。我在人流中穿行，偶尔挤过人墙，奶奶的手总拉着我的衣服后摆，一双小脚紧跟在我身后，气喘吁吁。在舅公家过端午，我坐在奶奶的怀里，舅公将雄黄酒轻轻地抹在我额头上，那是我最早对端午的记忆。那是1982年，我9岁。
　　盛夏的周末，我骑车出崇庆中学校门，沿着崇阳镇到三江镇的乡道欢快回家。三三两两的燕子在低空穿行，叽叽喳喳的叫声回荡在一个个村落。离村庄约两百米，我便看到田埂上爷爷的身影。我将自行车停在路边，背着书包跑向爷爷。爷爷看到我，笑了，他吸着旱烟，听我讲学校一周的趣事。那个周末，桌上偶而出现的回锅肉、咸鸭蛋点亮了我的双眼。我总在姐妹羡慕的眼光中多享受一个油渍渍的蛋黄，那是爷爷给我的。而后，爷爷陪我走到村口，看着我骑车到县城上学。那是1989年，我16岁，以中考543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崇庆中学。
　　又一个夏天，从大学校园出来，我伫立在万福桥头，把写有“家教”两个大字的纸牌挂在自行车车头上，低头看着手中的书。“小伙子，能辅导小学数学吗？”一圆脸的短发妇女问。我回答说可以。而后，我骑着车跟在妇女车后，到了一平房，一个圆脸的女孩成了我第一位学生，那天从9点讲到12点。女孩一家请我在院里吃午饭，我第一次在成都这个陌生城市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那是1992年，我19岁，来成都的第一年。
　　还是在夏天，中午课后骑摩托车回家，街道上摩肩接踵，草药摊位封住了妻子开的童装店。妻子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在自家铺子玩，女儿指着门外一摊位说：“爷爷在卖草药！”我抱着女儿来到父亲的摊位，女儿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父亲小心地把她搂在怀里，因笑而微眯的双眼成了一条缝。中午妻子做了几个小菜，父亲用筷子蘸了一点雄黄酒点在我女儿的额头上，再用手指轻轻地揉了揉。“爷爷，您没有揉到！”女儿笑了。父亲窘迫地搓搓手，“爷爷老了，眼神不好。”一瞬间我的心一颤。我少时骑在他的脖子上站在最后排看坝坝电影的父亲，真的老了。那个端午，我第一次端起酒杯抿了一点，陪父亲唠叨起来。那是2002年，我29岁。
　　又是一个夏日，端午节，我在学校食堂收到了学生赠送的香囊，打包了咸蛋和粽子。开车上高速，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那个我从小生活的小镇，回到那熟悉的院子。那棵约30年的黄桷兰伫立在院中，满枝的花朵，一院的幽香。我冲进厨房，母亲笑着说：“今天是端午节，知道你要回来，昨天就托邻居买了点肉。”我扶母亲坐下，然后陪双亲吃饭。母亲一定要尝尝我学校打包的饭菜，一直念叨：“学校没吃好，你就回来吃。”饭后，就催我快回学校上班。父母跟我走出院门，我把小朋友做的香囊放在母亲的手心。我慢慢驱车前行，从返光镜中看着母亲紧握香囊的右手在空中挥舞。那是2012年，我39岁。
　　去年夏天，端午节适逢在高考前，我穿梭在校园，守在学生身边。午间回到办公室，打开乡下家里的监控APP。母亲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屏幕中。“妈，吃饭没有？”母亲盯着摄像头，微晗首。“妈，今天是端午节，你给我煮咸蛋没有？”母亲猛地站起来，冲着摄像头：“我都搞忘了，你要回来了？我马上去煮！”瘦小的身子瞬间消失在屏幕中。一瞬间，我的鼻子酸酸的。我安排好学校工作回到家里已是晚上七点，桌上有几份小菜和咸蛋，我陪着母亲慢慢吃。饭后，母亲让我去把院门口的两株艾草割了，让我挂一株在院门上，另一株带回家。我驱车回家，在监控里看到母亲一直坐在老位置，我说：“妈，去睡了，我到家了！”母亲应声，转过身，慢慢地走进里屋。那是2022年，我49岁。
　　时光渐行渐远，生活晨起暮落。那些关于端午节的回忆，一直难以忘怀。“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杨绛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