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墙盘
兴簋
在四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们就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我国已知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已有4800年历史。随着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冶炼技术也更加完善。周朝时,以礼制管理国家、继承了商文化的周人,赋予了青铜器特殊的含义,即“藏礼于器”。从以青铜酒器为主的商代,到以鼎、簋等食器作为礼器的周代,在青铜器地位的变化中,中华文明也在传承发展。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特展“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中,就有一件青铜器“明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这件由商人遗民所铸造的青铜器上,284个字记录了两个王朝交替时,绵延不断的文明。这就是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一号窖藏的史墙盘。
这件青铜盘通高16.8厘米,口径47.3厘米,盘深8.1厘米,重12.5公斤。圈足,双附耳。腹饰垂冠长尾凤纹。圈足饰窃曲纹,均用细雷纹衬底。凤纹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的纹饰。器内底铸有的铭文,特别值得关注。铭文有18行,共计284个字。这也是1949年以来出土的青铜器中,镌刻铭文最多的青铜器之一。
人们之所以称它为史墙盘,因为这是由来自微氏家族的史官“墙”,为歌颂周王功绩、纪念先祖而制作的青铜盘。关于这个微氏家族,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此前的采访中,从1999年开始参与周原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曾介绍,文献中有很清楚的记载,“《史记》及其索引中均有记载,孔子也曾经评价其‘仁’,即‘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这样的微氏家族在跟随周王后,受到历代周王重用。直到“墙”继承了“史”这一官职,他决定在青铜器上刻以铭文,记录家族的历史,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墙盘。
铭文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周王室的功绩。从文王讲起,历经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讲到恭王,涵盖了大半个西周历史。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征伐殷人,成王治理周邦,昭王伐楚荆等事,均与已有的古籍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后段为“墙”自述其先人如何事周王的叙述,与前段中诸臣子辅佐的内容相呼应。
史墙盘中记载的内容,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吻合,这既增加了记载的真实性,也让墙盘有了更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后人也能通过这一件器物,对微氏家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说,当时出土了史墙盘的窖藏,便是微氏家族的青铜器窖藏。“汉字中国”展览中的折觥和兴簋,均出土于此。兴簋上也有铭文。而折觥则因与其他青铜器庄严的样子不同,而受到观众的喜爱。
“这个家族是先商的遗民,他的先祖被商王封在一个叫做‘微’的地方,所以被称为‘微氏家族’。周代商后,周人对先商遗民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招揽了他们,这是因为周人对商文化是崇敬的,他们对商文化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体现的就是这一点。”魏敏介绍。对此,徐良高有着同样的见解:“周人继续任用其为史官,体现了周人包容、多元的政策和文化。”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文化,同时它的文字发展又有了不同的面貌。”魏敏说,从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就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但是早期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只有简单的族徽或者族名,一直到了商晚期之后,铭文才开始有了更多的内容,这也跟青铜器的工艺发展有关。
而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仍是记事性质。“比如说记载了族名、战事的伤亡、统治者的赏赐等。但随着商人崇鬼神、周人尚礼仪理念的变化,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魏敏说,史墙盘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观众在参观成博“汉字中国”展览时,可以仔细辨认青铜器上的铭文,感受文化的赓续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